清晨六点四十,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以则社区的巷子里还笼着一层薄雾,肖原翠已经骑上电动车出门了,五分钟,从家门口到辣椒酱加工厂,骑车只要五分钟。

要是在三年前,这个时间点她已经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洗漱完毕,准备赶七点半的早班,那时候她在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一年回一次家,老人有个头疼脑热,只能在电话里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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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则社区一角

“现在挣得少了,但心里踏实。”肖原翠说这话的时候,正把手上的辣椒油污往围裙上擦了擦,她今年四十九岁,脸晒得黑红,笑起来眼角褶子很深,中午厂里管一顿饭,傍晚五六点下班,回家还能给老人熬碗粥。

她说的“踏实”,是拿真金白银换来的,但以则社区有4916个人,每个人的“踏实”都不一样。

一座桥,一个名字,八十九年

以则社区在会泽县城边上,隶属钟屏街道,11个居民小组散落在山间,1371户人家,地不多,坡不少,这里有一个地标——红军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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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桥

桥不大,架在以礼河上,因为是石头砌的,年头久了,桥面的石板被踩得发亮。

1935年5月3日,红九军团从这座古桥上经过,挺进四川,当地老百姓后来自发把这座桥叫“红军桥”。

1935年4月30日,红九军团从宣威进入会泽境内时,全军团只剩下两千六百多人,长征出发前他们有一万一千多人,湘江战役、乌江战役一路打下来,伤亡惨重,人困马乏,缺弹少粮。

但就是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在会泽干了件大事,他们攻占了县城,开仓放粮,公审土豪,然后在水城梨园召开扩红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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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会泽筹军需

消息传开,方圆几十里的年轻人往县城涌。

有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叫王定国,挤到报名桌前喊了一嗓子:“我叫王定国,给我挂个名,我要当红军。”

五天,扩军一千五百多人。这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扩红最多的一次。

那些跟着红军走的会泽子弟,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家人把思念寄托在了那座古桥上,给它取名叫“红军桥”,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一代传一代,传了八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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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6个人,散在11个山坳里

今天,红军桥还在,桥下的水还在流,但桥边的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以则社区的困境说白了就两条:地少,人散,11个居民小组分布在不同的山坳里,有的小组从社区居委会开车过去要半个多小时,土地资源有限,种粮食够吃,但挣不到钱。

所以长期以来,以则社区的增收逻辑就一个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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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去昆明、去广州、去浙江,进工厂、上工地、跑外卖,家里留下老人和孩子,驻村工作队每逢春节前后最忙的一件事,就是搜集用工信息,一条一条往各居民小组的微信群里推,同时挨家挨户走访,摸清谁家有人想出去打工、想去哪里、能干什么。

社区居民木途的丈夫在建筑工地务工时突发疾病,人没抢救过来,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说没就没。

木途身体本来就弱,干不了重体力活,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学费、生活费、房租,每一笔支出都不是个小数目。

这种时刻,就是防返贫监测机制真正接受考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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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队和社区“两委”的反应速度,决定了这个家庭会不会在几个月内滑入返贫区间,他们做了三件事:第一,第一时间完成信息上报,把木途一家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第二,落实一家三口的低保待遇;第三,给木途争取了一个乡村保洁的公益性岗位,每月补贴八百块,负责村组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

八百块,在很多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突然失去主要劳动力、两个孩子在读书的家庭来说,这笔钱意味着木途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木途说:“如果没有社区的政策、没有驻村队员一次次奔走帮扶,我们这个家根本就撑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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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县搞了一套叫“两层四类”的精准帮扶体系,用“红橙黄绿”四种颜色给监测对象分类:红灯户是有劳动能力的,重点帮他们造血;橙灯户是弱劳力、半劳力的,帮扶要兼顾可持续性;黄灯户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用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等政策兜底;绿灯户是已经消除风险的,继续实时监测,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介入。

木途一家,属于典型的从黄灯向橙灯过渡的状态——从完全依赖兜底,到通过公益岗位实现有稳定收入的半劳动力状态。

从“帮人找活干”到“造活给人干”

兜底能解决生存问题,但解决不了发展问题,以则社区有108户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其中一部分家庭遭遇变故,一部分缺乏劳动力,抵御风险的能力都很弱。

光靠低保和公益岗位,只能保底,不能致富。驻村第一书记李明很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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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是红云红河集团派驻以则社区的第一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将近四年,红云红河集团从2015年开始帮扶以则社区,到今年已经十一年了。

十一年,一个企业持续帮扶一个社区,这在云南的驻村帮扶工作中不算常见,但李明心里明白,外部帮扶终究是外力,社区要真正稳得住,得有自己“造血”的能力。

2026年,社区引进了一家辣椒酱加工厂,这个厂子不大,但它的意义不在于规模,在于逻辑,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带来五万元经济收益,同时提供了一批就近务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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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块虽然不多,但这是以则社区第一次拥有不依赖外部拨款的、可持续的集体收入。

2019年,驻村工作队联合社区,把一片百亩荒地整合起来,用帮扶资金建了一座小型光伏发电站,现在这个电站每年为村集体稳定带来九万元收益。

从“帮人找活干”到“造活给人干”,这个转变看着简单,实际上是一次治理逻辑的升级。

辣椒酱厂和光伏电站代表的是第三种模式:把就业岗位固定在社区内部,让群众不用出远门就能有活干、有钱挣。

会泽县的整体思路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县里出台了“鸿雁归巢创业兴乡”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是到2027年吸引1200人以上返乡创业,带动就地就近就业五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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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原翠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缩影,她从广州回来,不是因为不想挣钱,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照顾,辣椒酱厂给了她一个“既能挣钱又能顾家”的选择,收入确实比不上在广州打工,但在故土生活、养家,总是不一样的。

桥的名字没变,桥边的人在变

站在红军桥上,李明说过一句话:“我们的长征路,是让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八十九年前,红九军团在这片土地上做的核心事情是两件:让穷苦人看到希望,让年轻人愿意跟着走;今天的驻村工作队在做的核心事情,本质上是一回事:让以则社区的老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奔头,不用背井离乡也能过上好日子。

方式变了,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件事本身,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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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的红色资源正在被系统性地盘活,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已经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占地三百五十多亩,里面有红九军团扩红遗址、“乌蒙磅礴”大型群雕、会泽革命历史纪念馆,纪念馆外墙上刻着十二幅红色浮雕,再现了红军攻克会泽、打土豪、分田地、军民鱼水、扩红北上的场景。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会泽段的建设也在推进,会泽红军村已经纳入了全国红军村建设名录,会泽—东川展示带和会泽文旅融合示范区被列入省级规划。

这些布局对以则社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红军桥不再只是一座“路过参观”的桥,它有可能成为红色旅游线路上的一个节点,把“讲述历史”和“消费带动”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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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是下一步的事,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以则社区的108户监测对象,能不能在产业逐步铺开的过程中,一户一户地减少?木途这样的家庭,能不能在兜底政策的基础上,慢慢找到新的收入增长点?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在这座桥边生活的人们,能感受到明天会比今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