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4日，山西洪洞曲亭镇，徐向前出席华北军区第八纵队祝捷大会。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战场硝烟尚未散尽，徐向前代表中央军委，将“临汾旅”锦旗授予第八纵队第23旅。
这面旗帜的分量不轻。解放战争时期，部队获得荣誉称号并不罕见，但以旅为单位正式授予称号，后来却只有“临汾旅”这一例。接旗的人，一位是旅长黄定基，一位是政委肖新春。台下官兵清楚，这块牌子不是凭口号换来的，而是用攻坚战中的伤亡和坚持打出来的。
临汾城坚固，守军凭借城墙、碉堡和工事负隅顽抗。此前，徐向前部队在运城作战中摸索出坑道爆破的办法，黄定基率领23旅积累了宝贵经验。临汾战役中，这支部队承担了重要攻坚任务，最终配合主力打开突破口，为全歼守军创造了条件。
黄定基并非临战才崭露头角。1913年，他出生在福建长汀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年幼的黄定基常常吃不饱饭，只能在乡亲家的红白事中帮忙混口饭吃。这样的生活，使他很早便明白，穷困不是一句叹息能够改变的。
1929年，红军进入长汀一带后，当地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黄定基先参加赤卫队，同年7月加入红军，起初担任号手。1933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过战士、班长、排长，后来进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逐步走上指挥岗位。
长征结束时，黄定基已经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代理营长。抗战爆发后，他曾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为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起，他一度使用“贾定基”这个名字。这个化名伴随他度过抗战岁月，也留下了战场上的功劳。
抗战胜利后，他曾写信给刘伯承，请求恢复原名。刘伯承没有完全同意，只批准他恢复黄姓，保留“定基”二字。原因很实际：“贾定基”在敌后工作中已经有了影响，贸然改动，反而可能带来不便。
黄定基有一个明显特点：病重，也不愿离开部队。1945年平汉战役期间，他肝病发作，疼得难以行走，仍让警卫员把自己抬到团部。副团长张振华劝他休息，他只说：“仗打得这么激烈，我在后面怎么蹲得住？”
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黄定基确实坐在指挥位置上，忍着疼痛部署兵力。部队击退进攻后，官兵对这位团长更加信服。对他们来说，旅长是否出现在前沿，往往就是部队士气的一个标志。
1947年，第八纵队组建，黄定基出任第23旅旅长。二打运城时，他正在翼城养病，得知部队即将作战，几次要求返回前线。有人劝他安心治病，他回答：“只要还能动，就不能把战场交给别人。”
三打运城，23旅采取坑道爆破战术，在城墙下埋设炸药，炸开了宽约十多米的缺口，主攻部队由此突入城内。运城之战证明，在缺少重型攻城武器的情况下，依靠周密侦察、坑道作业和集中爆破，同样可以突破坚城。
临汾战役开始后，黄定基的肝病再次加重，腹部肿胀，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医生和警卫员都劝他休息，他却不肯退下。徐向前本人当时也带病指挥，黄定基便说：“徐总都在坚持，我怎么能躺着？”
1948年3月10日，临汾战役正式打响。黄定基带病奔走于前沿，检查坑道，了解敌情，协调突击部队。战斗结束后，第23旅因战功被授予“临汾旅”称号，这既是对一支部队的肯定，也是对黄定基指挥风格的认可。
太原战役前，黄定基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上级多次命令他休养，他仍惦记总攻太原。后来，经过层层请示，他才获准参加战斗。此时“临汾旅”已改编为第60军第179师，许多老部下依然习惯称他为黄旅长。
太原解放后，黄定基被送往北平治疗，身体稍有好转，便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中央军委干部部门曾考虑让他留在北平工作，他却坚持回野战部队。1949年10月中旬，他南下重返179师，参加西南地区的解放作战。
成都解放后，黄定基调任川北军区南充军分区司令员。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没有放过他。1951年9月20日，黄定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39岁，没能等到1955年的授衔仪式。
几十年后，徐向前已经年过八旬。一次偶然得知黄定基墓地遭到毁坏，他立即过问此事，要求成都军区配合地方，限期修复墓地，并重新镌刻碑文。对徐向前而言，黄定基不是名册上一个已经逝去的名字，而是那个在运城、临汾和太原战场上，始终没有离开部队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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