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北京，解方从医院回到家中，手里还攥着检查报告。章帆看出丈夫神色异常，追问之下，解方才平静地说：“食道癌。”病情来得突然，但他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手头那几项尚未完成的历史工作。
那时的解方已经七十多岁，仍担任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料整理工作的负责人。他参与主持《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写作，还承担东北军地下党史、西安事变史部分章节的整理。
四项任务，都是沉甸甸的事。
解方认为，自己是亲历者，也是少数仍能准确讲述许多细节的人。战争中的决策、后勤调度、部队行动，不能只靠回忆拼接，更不能任意夸大。他常说，史料要经得起核对，事实不能让位于传闻。
得知病情后，他对章帆说：“人死并不可怕，我担心的是工作。”这句话并非一时感慨。此前多年，他曾经历特殊时期的困顿，却始终坚持学习、锻炼和整理材料，等待重新投入工作。
条件很有限，他也没有停下来。狭小的地方照样跑步，冷水澡照样坚持。解方曾估算，八年间跑过的路程，足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多。这样的锻炼，不只是为了身体，也像是在守住一名军人的纪律。
恢复工作后，他终于有机会把积累多年的资料整理出来。偏偏就在这时，疾病打断了计划。解方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是立即联系老搭档王政柱，商量如何把任务交接下去。
电话接通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得了癌症，明天住院，任务要落到你们肩上。”随后，他把工作安排、资料线索和写作设想一一交代。没有铺垫，也没有过多诉苦，仍是战场上布置任务的口吻。
王政柱曾任志愿军副参谋长，办事稳妥，重视核实。抗美援朝期间，他与解方长期共事。解方把两项重要任务交给他，并不是因为关系亲近，而是相信他的严谨。涉及历史的工作，最怕凭空增饰，王政柱恰恰懂得这一点。
第二天，撰写组成员来到病房。解方没有把自己当作被照料的病人，而是向大家说明情况。他用炸碉堡作比喻：“前面没有完成，后面就接着上，任务一定要完成。”说完又补了一句：“有需要我当参谋的，到病房来找我。”
病房里的气氛很沉重。大家知道，解方身体已经明显衰弱，却仍在替集体安排后路。对他而言，住院不是工作的终点，只是换了一个地点继续参与。
也正是在住院期间，章帆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是解方过去的一名部下的妻子。那名部下已经因病去世，遗孀得知解方住院，想从南方赶到北京探望，还说要替亡夫来看望首长。
章帆把信交给解方，本以为他会答应。没想到解方当即表示：“千万不要来。”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却不是责怪，更不是旧怨未消。
那名部下曾在特殊时期受到冲击，因一时失察，写材料揭发解方与早年日本教师仍有联系，导致解方后来受到审查和限制。这样的经历，换作旁人，难免心存芥蒂。可解方没有把这件事记在个人账上。
部下患重病后，解方得知情况，主动为他联系治疗事宜，还带着章帆前去探望。对方流泪道歉，解方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安心养病。”部下去世后，他又安排人员协助料理后事。
遗孀是南方人，丈夫去世后生活困难，便希望调回南方。解方平时很少为个人关系求人，但这次却亲自写信给老战友，请对方设法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难处。事情办妥后，遗孀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
所以，她想来北京探望，并不难理解。解方拒绝，也不是冷淡。他清楚对方家境普通，路途遥远，又正值严寒。一个失去丈夫的妇女，为看望病中的老人千里奔波，既费钱，也受罪。
他让章帆回信，转告对方不必来了。话说得很坚决，心思却很细。解方不愿让别人再为自己增加负担，更不愿接受一场可能让遗孀更加难过的告别。
病情发展后，解方仍试图争取时间。腿脚活动受限，他便向医生讨论治疗方案，甚至借用战役指挥作比：“先把腿脚活动的问题解决，其他方面才有转圜。”在他看来，治疗也要寻找突破口，不能只满足于勉强维持。
身体日渐衰弱，他无法继续用笔完成序言，便让章帆拿来录音机。那是《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的序言。解方坐直身体，断断续续录下自己的思考，声音清楚，条理分明。
这段录音，成为他留下的最后声音之一。1984年4月9日，解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遗稿、录音和撰写组接手的工作，替他把那场未完成的“战斗”继续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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