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7日下午,武汉汉口租界内,李汉俊正在寓所穿着睡衣与人下棋。门突然被撞开,桂系军阀胡宗铎派出的便衣和日本巡捕闯入室内。李汉俊要求换件衣服,对方没有答应,他就这样被带走。当天晚上,他未经审讯便遭枪杀,年仅35岁。

这起仓促而残酷的悲剧,往往遮住了李汉俊一生中更复杂的侧面。他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共一大代表;既参与了早期建党,又因政见分歧离开组织。围绕他的研究,至今仍有几处不能简单下结论的历史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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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疑问,是谁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学界曾提到邵力子、李大钊与陈独秀、蔡和森等人。邵力子在1920年1月29日发表文章,提出劳动团体应独立组成政党;李大钊、陈独秀在同年年初已经开始讨论建党问题;蔡和森则在1920年夏旅法期间明确主张组织共产党。

李汉俊留下的文字时间更早。1919年9月,他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文章,并在译文后谈到中国应建立具有革命性质的政治组织,强调革命者要走进知识界和劳工群体。这里需要分清两件事:提出建党思想,与实际建立共产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从现存材料看,李汉俊至少是较早公开表达这一主张的人之一。

第二个疑问,集中在中共一大的开幕地点。传统说法认为,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也就是李汉俊与李书城的寓所开幕。石库门楼下的客厅面积不大,却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讨论纲领和组织原则的重要场所。

不过,多位代表的回忆又把“预备会”与“正式会议”区分开来。陈潭秋、包惠僧等人提到,代表们曾在博文女校集合、住宿,并在那里商议会议事项。博文女校位于今太仓路一带,王会悟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为外地代表安排了住处。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说法并不一定互相排斥。代表们先在博文女校集中,进行交流和准备,正式讨论则转移到李汉俊寓所,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较为认可的解释。7月30日晚,因陌生人闯入会场,马林判断可能暴露,会议紧急中止。次日,代表们转赴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完成会议议程。

第三个疑问,是李汉俊为何离开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后,他与陈独秀在组织原则上发生分歧。陈独秀倾向于加强中央领导,李汉俊则主张地方组织保留更大自主权,认为党内重大问题应充分讨论,不能由中央简单发令。

一大期间,李汉俊还对革命道路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应先加强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也曾主张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这些观点受到多数代表反对,但据回忆,他在意见被否决后仍表示服从表决。

真正加深矛盾的,是组织生活中的冲突。张国焘对李汉俊的理论立场多有批评,李汉俊则对过度集中的领导方式不满。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因党章问题与陈独秀争执,并把有关文件和名册交出,暂时不再负责上海方面的工作。

李汉俊离开上海后到武汉任教,继续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他与张国焘在斗争策略上意见相左。此后,他又因任职政府部门、反对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党组织距离越来越远。1924年,中共中央作出开除他的决定。与其说这是一次突然的“退党”,不如说是个人性格、理论判断和组织路线长期冲突后的结果。

第四个疑问,常被忽略,却最能看出这场悲剧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李汉俊前妻陈氏于1920年去世,留下儿子李声簧和女儿李声馥。1923年,他与陈静珠结婚。李汉俊遇害时,陈静珠已经怀孕,女儿李声䭲于1928年1月6日出生,成为遗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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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儿名字,家人后来作过改动。原名中的“铎”字与胡宗铎姓名相同,李书城不愿让侄女带着这个字生活,便查阅字典,另取“䭲”字。这个细节没有传奇色彩,却留下了家属面对突变命运时的真实反应。

李声簧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科教领域工作,1975年病逝于北京。李声馥少年时期便承担生活重担,后来成为护士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声䭲就读于武汉大学,后留校任职。1952年8月,毛泽东为李汉俊家属签署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确认了他在大革命中的牺牲身份。

“他是党的早期参与者,为什么又离开了党?”“一大的第一场会议究竟在哪里举行?”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并非历史没有答案,而是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文件和年代记录各有侧重。李汉俊的经历,恰好处在思想传播、组织创建与政治实践交汇的位置,许多争议也因此被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