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30日夜里，乌江边下着大雨。红军主力正在渡江，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支国民党纵队突然朝渡口方向压了过来。这两支部队如果赶到，红军将被压在乌江边上，重演湘江血战那一幕。

这封假电报，是长征路上隐秘战线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但这一幕之所以能上演，靠的不是一时的急智，而是一支队伍在暗处工作了将近三年积累下来的东西。

红军最早搞无线电侦察，是从1931年开始的。

那年6月，毛主席下令从通信电台里专门拨出一部，不再负责通信联络，只做一件事：监听敌人的电台信号，把抄收到的电报交上来。红军总部谍报科长曾希圣拿到这些抄报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敌人已经开始用密码发电报了。抄到了信号，看不懂内容，情报还是拿不到手。曾希圣开始琢磨破译密码这件事。

1932年10月，中革军委正式成立二局，专门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曾希圣任局长。11月16日，二局破译了第一份密码电报。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军的电报在红军面前不再是秘密。

二局成立之后，破译的速度越来越快。

到1933年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画了一幅“百美图”，庆祝破译敌军密码达到一百个。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得了二等，曹祥仁得了三等。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很差，毛主席每月的津贴是五块大洋，但技术干部王诤每月拿五十块。这个差距说明了一件事：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在拿真金白银往技术人员身上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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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走在军委纵队最前面的，是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长征出发的时候，二局的破译能力正处在巅峰状态，敌军电报发一个抄一个，密码出一个破一个。但长征的行军方式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白天要赶路，没法架台侦收。

曾希圣把二局一分为二，采取接力的办法，保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监听和破译。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时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上，双方做了一个分工：白天由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负责截收和破译，把内容发给中央红军。

天黑之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开始工作，把截获的夜间电报发给红四方面军。到了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有了固定位置，这个分工又对调了过来。

这种接力式的侦收方式，让红军在不停移动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断过对国民党军电报的监听。

这份情报来得太及时了。红军当时正在往黔北走，原本的计划是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份电报显示，蒋介石已经在去湘西的路上埋伏了重兵，等着红军钻进去。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这份情报放弃了北进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如果没有这份情报，红军几万人就会一头扎进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遵义会议能开成，四渡赤水能打起来，前提是红军先活着走到了遵义。

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开会，讨论要不要打鼓新场。

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打。理由很充分：打鼓新场是黔北的一个重镇，打下它就能补充给养，提振士气。毛主席坚决反对。他说，蒋介石正在往打鼓新场一带调兵，红军如果去打，正好撞进敌人的包围圈。但会上没有人听他的，会议最后作出了攻打的决定。

散会之后，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建议把战斗命令压一压，晚一点再发。周恩来也觉得毛主席的意见有道理。就在这天晚上十一点，二局的电台截获了一份新的情报：国民党滇军、川军、黔军的调动情况显示，敌人果然已经在打鼓新场布好了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

戴镜元拿着情报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凌晨两点，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取消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后来提起这件事，说如果真打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长征路上，二局的人几乎不睡觉。

土城战斗的时候，毛主席重新指挥的第一仗打得并不顺利。红军在土城那一带的山谷里被敌军反攻，连朱德都提着枪上了前线。就在战况最吃紧的时候，二局在战场上就地侦收、就地破译，发现敌军部署有变。毛主席接到情报之后立刻下令撤出战斗。一个统帅的意志，在情报面前也得服从。

遵义会议之后的那几场仗，娄山关、遵义城、四渡赤水，每一次红军能在国民党军的缝隙里穿来穿去，靠的都是二局送来的情报。

红军二渡赤水之后的五天里，以七个团的兵力歼灭和击溃了吴奇伟部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毙伤两千四百多人，俘虏三千多人。这一仗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仗怎么打、往哪打，都是情报先摆在毛主席的桌上，才定下来的。

毛主席后来评价二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在长征的实际情况里看。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八万多人，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到遵义的时候只剩下三万多人。蒋介石调来围堵的兵力有四十万，是红军的十几倍。

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红军唯一的活路就是不停地走，不停地找敌人包围圈里的缝隙钻出去。但缝隙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会合拢，这些事光靠看地图是看不出来的。

二局就是那双在暗处看路的人的眼睛，从1932年二局成立到1935年长征结束，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支队伍始终藏在红军的行列里，穿着跟普通战士一样的军装，做着谁也不知道的工作。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战报上，他们的功劳也很少被写进教科书。

四渡赤水被记住了，飞夺泸定桥被记住了，巧渡金沙江被记住了，但那个让这些仗能打起来的隐秘底牌，一直安静地躺在历史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