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萨拉·杜特尔特在达沃市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两个问题：弟弟塞巴斯蒂安会不会出庭作证，自己会不会亲自到参议院弹劾法庭上面对审判。
她的回应称，自己对弟弟的事“不清楚”。
自己这边“还没收到传票，但如获传唤，不排除到庭的可能”。
塞巴斯蒂安是达沃市市长，已经被弹劾案检方列为拟传唤的证人之一。
参议院弹劾法庭的传票已经发出，要求他在9月28日至30日出庭，并携带达沃市政府涉及GenCorp Industries Inc.以及运营快乐蜂门店的公司的相关记录。
这些材料跟萨拉申报的商业利益有关，GenCorp在她的资产申报表中被列为商业利益之一。
检方这次把萨拉弟弟叫来，目的很明确，希望通过他掌握的地方政府文件，去印证萨拉是否存在未申报的商业利益。
萨拉在采访中说，她与弟弟聊过传票的事，弟弟说会去咨询达沃市法律事务处，至于最终决定，她“并不掌握”。
再看萨拉对自己是否出庭的表态。
萨拉表示如果再次被“传唤”，不排除会出庭。但派遣律师团队出庭也有法可依。并不违宪。
菲律宾弹劾程序中，被告不一定必须亲自到庭，律师代理完全可以完成程序上的参与。
放在政治层面看，亲自出庭和由律师代理，传递的信号完全不同。
亲自去，相当于把弹劾案变成一场正面对决；如果自己不去，则是把审判控制在法律技术层面。
萨拉选择了后者作为默认方案，同时保留了前者作为选项。
这种“取决于是否被正式传唤”的说法，既没有关上大门，也没有打开大门。
她做出这种模糊表态的时间点也值得留意。
就在两天前，9月23日，参议院弹劾法庭以13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修改了弹劾定罪所需的票数门槛。
原来的规则要求24名参议员中至少16人支持才能定罪，现在改为只看投票时“法律上和事实上”能够参与的参议员人数。
表面上是程序调整，实际效果是降低了定罪门槛。
萨拉的辩护团队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违反了宪法原文中“参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表述，并表示正在考虑向最高法院申请临时禁令。
辩护团队随后宣布，鉴于这一变化，他们后续的任何庭审参与都属于“保留追诉权”性质，不影响日后寻求其他法律救济。
也就是说，他们不认这个新门槛，但暂时不退出审判，先把程序走完，同时把法律挑战的牌握在手里。
介于弹劾法庭刚刚调整了弹劾规则，辩护方也需要时间评估是否向最高法院申请禁令。
在这个节点上，萨拉释放出“不排除亲自出庭”的信号，既是对支持者的一种姿态展示，也是在向弹劾法庭传递一个信息：自己不是躲在律师后面的人。
但如果真的被传唤，她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出现在法庭上，把这个过程变成一次政治动员。
塞巴斯蒂安在这个局面里的位置也很微妙。
他4月就任了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同时发起了一个叫“改革、善治与问责联盟”的组织。
这个动作被不少人解读为杜特尔特家族的“备选方案”：如果萨拉最终被弹劾定罪、永久失去参政资格，塞巴斯蒂安可以顶上，继续维持家族的政治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看，他在弹劾审判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在家族政治传承的框架里解读。
他出不出庭、怎么作证，不只是配合司法程序的问题，还关系到他自己作为家族政治接班人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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