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湖南长沙,陈毅与妻子张茜参加视察活动。车站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干部迎上前来,陈毅看清来人后,立刻转身对张茜说:“他就是谭余保,当年多亏他没杀我。”

一句玩笑,带着几分惊险。若不是几十年前那场误会及时解开,陈毅很可能已经倒在湘赣边的山里。

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茶陵,早年学过舞狮,也练过武术。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家乡农民运动,后来登上井冈山,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骨干。到了1932年,他担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次年出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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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考验他的,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的岁月。1935年,谭余保奉命留在湘赣边坚持斗争。山外是严密封锁,山内缺粮少药,许多熟悉的同志相继牺牲或叛变,队伍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有一次,谭余保与特务员谭东崽、湘东南特委书记刘发云秘密转移。路过花棚山时,刘发云提出回村看一眼。谭余保明知危险,见他神情悲苦,还是答应只许停留片刻。

谁也没料到,刘发云下山后带来了追兵。狗叫声和脚步声逼近,谭余保立即判断情况有变,带着谭东崽向山上撤退。眼前没有像样的掩体,他忽然想到山坡上的薯窖,两人便从三米多高的窖口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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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人员没有想到地下藏着人。可逃过搜查,并不等于脱离险境。薯窖内壁光滑,无法攀爬,他们被困在里面,整整挨了四天饥饿。第五天,谭东崽已经奄奄一息,谭余保也认为这次恐怕难逃一死。

偏在此时,地面上传来女人的哭声。谭余保听出是当地支持红军的周金嫂,便用尽力气呼喊。周金嫂循声找来长梯,两人才从窖中获救。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处境:游击队能活下来,靠的不只是枪,更有乡亲们冒险相助。

脱险后的谭余保没有继续寻找原定队伍,而是赶回棋盘山。因为他担心刘发云掌握太多情况,一旦带敌人追击,后果不堪设想。回到根据地后,他又得知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洪时叛变,随后还有干部投敌,队伍内部的信任几乎被反复撕裂。

对于叛徒,谭余保处理得极为严厉。周杰叛逃后,带敌人烧毁游击队驻地,破坏联络点,甚至摸到了临时省委附近。谭余保设法诱使敌方交换人质,虽未能当场擒获周杰,却使敌我双方彼此猜忌。后来,敌方将失败责任推给周杰,并以“假自首、假投诚”为名处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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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环境里,陈毅来到了湘赣边。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10月2日,双方达成有关协议。项英派陈毅进入湘赣地区,寻找长期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游击队。

可是,谭余保当时看到的,多是敌方散布的“投降”消息。他多年没有收到中央指示,又亲眼见过太多叛变事件,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自然不敢轻信。陈毅被带到铁镜山后,甚至被当作敌方派来的“叛徒”捆了起来。

“你就是陈毅?为什么带部队接受改编?”

“我是奉项英同志派遣而来,改编不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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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争执并非简单的脾气冲突。谭余保担心的是整个队伍的生死,陈毅面对的则是多年隔绝造成的误会。传闻、假消息和失联,让一名中央派来的干部也无法立即证明身份。

谭余保没有只凭口舌作决定。他派人沿陈毅提供的路线下山核实情况。几天后,调查人员带回消息,确认陈毅确是党中央方面派来的代表。谭余保这才为陈毅松绑,并主动把自己捆起来,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陈毅没有追究,反而承认对方的警惕有道理。两位老战友由此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湘赣游击队也完成了改编前的重要衔接。多年以后,陈毅在湖南再次见到谭余保,提起那根敲过自己脑袋的烟管,仍说当年幸亏对方没有把他当叛徒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