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离场这一幕,去年在同一场合已上演,但今年有一个不同的背景。就在内塔尼亚胡演讲的前一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在同一讲台上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戈兰高地,呼吁以军撤回至2024年12月8日的界线。沙拉还谴责以色列在叙利亚实施了500次空袭、1200次越境侵入和300次扣押行动。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戈兰高地“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明确表示,以军不会从赫尔蒙山和缓冲区撤出。他还加了一句:如果以色列从叙利亚领土遭到攻击,“每一次我们占领的领土都将永远属于我们,这是战争法。”
这番表态显然不只是针对沙拉。拒绝撤军,再加上“占领即永久”,说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的立场,已从模糊控制转为公开的领土宣示。卡茨既是在说给沙拉听,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对这种宣示的容忍底线。
那么,以色列为何死守戈兰高地不放?该地区年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以色列40%的淡水来自该地。1967年占领后,以色列在此修建输水工程,将水资源导向本国。赫尔蒙山海拔2814米,是叙以边境的制高点,谁控制这里,谁就掌握了俯瞰加利利谷地与约旦河上游的视野。放弃戈兰高地,以色列失去的将不只是领土,还有水源与纵深。
“拒绝撤军”和“得寸进尺”是两回事,如果只是维持现状,卡茨不需要说出“占领即永久”这句话。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军正在做的事已经超出了维持现状的范畴。
当地时间9月23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下令,将第98伞兵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接管“犹大”和“埃齐翁”两个旅的指挥权。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精锐机动作战师,参加过2024年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这支部队此前从未在西岸执行师级指挥任务。上一次以军在西岸同时运作两个师级指挥部,要追溯到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以军在西岸的部署性质发生了变化,此前是以旅级单位执行反恐和治安任务,现在升格为师级作战指挥。师级指挥部不是用来巡逻的,是用来指挥大规模作战的。扎米尔把第98师师部搬到西岸,说明以军判断这里的局势可能升级到需要师级火力的程度。
同时,以色列在定居点扩建上没有停手。今年4月,安全内阁批准在西岸新建34个定居点。9月24日,以方又批准在希伯伦地区的定居点新建567套住房。自2022年本届政府上台以来,西岸定居点和前哨站数量增加了近50%。
戈兰高地不撤、西岸师部部署、定居点持续扩建,这三个动作表明:以色列正用既成事实来定义未来的边界。问题在于,这种做法能持续多久?从内塔尼亚胡此次联大演讲中,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他称打击伊朗“是我担任总理以来作出的最简单的决定之一”,并把加沙种族灭绝的指控称为“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些话显然不是对联合国说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已越来越近。以色列四大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了这场演讲,其主要受众正是以色列国内选民。
内塔尼亚胡把联大当成了竞选舞台,空座位被他说成“道德懦夫”,这个标签服务于国内叙事:全世界都在反对以色列,只有他在对抗。这种叙事对右翼选民有效,但联大不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延伸,离场的代表来自数十个国家,他们的立场不会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措辞而改变。
欧洲国家在离场之前已经用行动表明了立场。9月上旬,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贸易。英国外交大臣用的词是“种族清洗”,英法加是七国集团成员。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转变说明以色列在欧洲方向的支撑在松动,但松动归松动,英法加的制裁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不是以色列本土经济。真正能约束以色列的是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8月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以色列仍然占领戈兰高地”,随后在48小时内收回声明,称美方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个收回动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华盛顿在戈兰高地上的立场只有一个方向: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当前的策略是用军事既成事实锁定领土收益,用国内选举巩固政治支持,用美国的支持对冲国际压力。这个策略在短期内有效,但有一个结构性弱点:它把以色列的国际合法性消耗得越来越快。联大离场的代表数量在增加,欧洲的制裁在从口头谴责转向具体措施。合法性的损耗不会立刻改变领土现状,但会改变以色列在国际体系中的活动空间。
接下来需要关注10月27日的选举。若内塔尼亚胡阵营赢得足够席位并成功组阁,他将继续推进当前路线;如果反对派上台,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则可能出现调整。但无论谁赢,戈兰高地的水源与西岸的定居点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任何政府都不会轻易放弃。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上得寸进尺的底气,来自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以及对美国支持的判断。这种底气能否撑过选举,取决于以色列选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收益与代价。
而选举之外,还有一个更长期的信号值得留意。联大的空座位不会改变以军部署,不会让定居点停止扩建,也不会让卡茨收回“占领即永久”那句话,却标记了一个趋势:以色列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空间正在收窄。这一趋势的速度,既取决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变化,也取决于欧洲国家是否会将对定居点商品的制裁扩展到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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