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本京都，19岁的竹内实走进京都大学校门时，已经带着一段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少年经历。此后数十年，他把研究方向放在中国文学、历史与思想上，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者。
竹内实192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父亲早年在当地谋生，去世后，母亲独自将他抚养成人。童年所接触的中国社会、语言和民间生活，后来并没有随着他回到日本而消失，反而成为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竹内实专攻中国文学。后来，他长期从事现代中国研究，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日本学界所说的“毛泽东学”，与他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的判断，并非普通读者式的印象，而是建立在长期阅读和研究基础上的个人见解。
有意思的是，竹内实曾把秦始皇、孔子、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伟人”。这并不是中国官方评定，也不是一份具有统一标准的历史榜单，更像是他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国家发展几个角度作出的概括。
他将秦始皇放在第一位，重点并不在于秦始皇个人的功过，而在于其改变历史格局的能力。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统一之后，秦朝推行郡县制，建立较为严密的官僚体系，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车轨。这些措施带有强烈的秦朝色彩，却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制度范本。秦朝二世而亡，并不意味着秦制随之消失，汉代以后，许多核心制度仍被继承和调整。
毛泽东谈到秦始皇时，也曾肯定他在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方面的历史作用。秦始皇当然有严酷的一面，但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看其个人品格，还要看他是否改变了国家运行的方向。竹内实显然更看重这一点。
如果说秦始皇塑造了国家的外在框架，那么孔子影响的，则是中国人的精神秩序。孔子并未掌握帝王权力，却凭借教育、伦理和经典传统，持续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
汉武帝时期，儒学地位显著上升，后来逐渐成为传统政治与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仁、义、礼、忠、恕等观念，在不同朝代有不同解释，却始终参与塑造社会规范。竹内实认为，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没有皇位却拥有持久权威的力量。
他曾把秦始皇与孔子作过对照：一个主要依靠政治权力，一个主要依靠思想和文化。二者看似相反，却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根支柱。这个判断，抓住了中国历史中“制度”与“文化”长期并行的特点。
毛泽东排在第三，恰恰说明竹内实没有把中国历史简单理解成帝王史。在他看来，毛泽东既是政治实践者，也是思想创造者，身上同时具有秦始皇式的组织和改造能力，以及孔子式的思想传播能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长期分裂、受压迫的局面发生重大转折。新政权建立后，土地改革、社会制度变革和国家工业化相继展开，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和人民生活，都经历了深刻变化。
毛泽东的作用，不能只用战场上的胜负来衡量。从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实践，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并非书斋里的推演，而是在战争、生产和社会治理中不断试验。有人评价毛泽东时说：“他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句话虽然简短，却点出了他的历史分量。
竹内实还注意到，毛泽东并不只是政治人物。他的诗词和书法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作品，往往把战争环境、历史判断和个人气魄融在一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身就是时代情绪的浓缩。
至于邓小平，竹内实将他列入其中，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关键作用。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继推进。
邓小平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制度方向与发展任务结合起来。这样的历史作用，不宜用简单的个人功过来概括。
“为什么是这四个人？”竹内实的答案，实际上分成了四个层面：秦始皇奠定统一国家的制度基础，孔子塑造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完成民族独立并重构国家政治，邓小平推动现代化道路重新展开。
这样的排列未必是唯一答案，也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四人的贡献。秦始皇面对的是诸侯割据，孔子面对的是礼崩乐坏，毛泽东面对的是民族危亡，邓小平面对的则是发展困局。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历史人物的分量也应放回各自所处的环境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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