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延安一孔窑洞内，毛泽东来到肖劲光的住处，目光很快落在桌边那摞书上。屋里没有摆设，只有讲义、地图和几本磨旧的军事读物。毛泽东开口便问：“听说你这里藏着宝贝，给我挖一挖？”

肖劲光起初没听明白，直到毛泽东指向那两本《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才知道所谓“宝贝”就是书。对今天的人来说，书似乎并不难找；可在战火不断、交通阻隔的陕甘宁边区，几本系统的军事读物，分量绝不亚于一件趁手的武器。

这两本书，肖劲光舍不得借，并非小气。他参加过长征，书籍曾随部队翻山越岭，经过行军、转移和战斗，许多物品都被丢弃，唯独这两本书被他保留下来。红军干部缺少系统教材，书本常常就是讲授战术、训练部队的依据。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迟疑，笑着说：“怎么，舍不得了？你真小气。”肖劲光只好解释：“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毛泽东接过话头：“那也给我当几天拐棍，借你的，一定还你。”

话说得轻松，书却再没有回到肖劲光手里。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件事，仍然记得那份心疼，也承认自己当年的计较有些可笑。那不是普通的借阅，而是两个爱书之人对稀缺知识的共同珍惜，只是毛泽东更急于把书中的军事经验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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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与毛泽东的交往，早在革命道路展开之前便有联系。1920年，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筹办俄罗斯研究会，肖劲光由此接触到新的思想和革命信息，并成为赴俄学习人员。1930年回国后，他进入革命队伍；1931年在瑞金参加会议，又与毛泽东重逢。

那时的肖劲光刚从苏联归来，谈到红军建设时颇为兴奋，发言声音很大。毛泽东没有打断他，只是提醒：“喝口水，坐下慢慢讲。”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让肖劲光意识到，外国经验必须同中国实际结合，不能照搬。随后，他被安排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军事才能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毛泽东爱书，根子很早便埋下了。少年时期在湖南读书时，他不满足于私塾安排的经书，常常设法寻找更广泛的读物。1913年至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历史、哲学、政治和地理，都成为思考社会问题的材料。

1917年冬至1918年上半年，他曾在湖南图书馆自学。那段时间并不长，却使他接触到不少近代西方著作。书本没有替他作出选择，却帮助他把个人见闻同国家处境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改造社会的志向。读书对他而言，从来不是消遣，而是认识现实、训练判断的办法。

进入战争年代，书籍的来路更加艰难。部队攻占县城后，毛泽东常让人搜集报纸和图书。长征途中，有人把缴获的香烟送来，他却问有没有书。警卫人员这才明白，在毛泽东眼里，书并非战利品中的附属物，而是必须设法保存的精神和工作资源。

1947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物资紧张、敌情逼近，毛泽东曾设法把几箱书托付给绥德籍战士马汉荣，藏到较为隐蔽的地方。书被安全安置后，他才放下心来。转移时顾不上带走的东西很多，书却要尽量保全，这种取舍很能说明他的习惯。

他借书也讲信用。黄炎培收藏有王羲之书法真迹，毛泽东借来临摹研究，约定一个月归还。黄炎培几次询问，毛泽东还打趣道：“不到一个月就催，是谁失信呢？”期限一到，他立即让工作人员连夜送回，并说朋友交往，不能失信。

鲁迅著作同样长期伴随毛泽东。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在转战中保存下来并不容易。书籍有时由战士分担携带，他们既要行军，又要应付战斗。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书仍放在毛泽东身边，晚年卧病时，他还翻阅过大字本，并在书上留下“1975.8再阅”的批注。

肖劲光丢掉的那两本书，后来成了毛泽东研究军事问题的材料；毛泽东保存下来的大量书籍，则在岁月颠簸中留下了许多难得的思想和历史记录。借书不还的趣事，背后并不只是朋友间的一场玩笑，更是那个年代知识匮乏、战争紧迫，以及革命者把读书视作实际武器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