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福州温泉宾馆五号楼，福建省委工作人员梁茂淦第一次正式见到陈丕显，接到的不是寒暄，而是一项紧迫任务：十天内完成古田会议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稿。
梁茂淦是长汀人，早年做过记者、编辑和秘书，笔头功夫不弱。但给中央领导起草讲话，他此前并无经验。陈丕显问明情况后，仍决定让他承担。梁茂淦担心耽误工作，便连夜赶写，第二天一早交出初稿。
出人意料的是，陈丕显没有立即翻阅，反而严肃批评他写得太快，认为这可能是敷衍。梁茂淦熬了一天一夜，心里自然有些不平，当面说明自己急着拿出初稿，是为了先让首长审定思路，若等到全文完成再发现方向不对，反而会耽误正事。
这番话说得直。
陈丕显听完后没有继续发火，而是让他陪着散步，详细讲解文章的结构、论点和材料来源。听过说明，陈丕显才拿起稿子重新审阅。过了一会儿，他主动说：“刚才批评重了，收回。”随后又补了一句：“不打不相识，我就喜欢直爽的人。”
这次短暂的相处，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梁茂淦原本只是临时借调，任务完成后便要回原单位。陈丕显回北京前，却专门留下他的住址和电话，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这个安排，后来与一件搁置多年的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1990年9月5日，梁茂淦调到北京，来到陈丕显在中南海增福堂的住处。饭桌上，陈丕显没有绕圈子，说明调他进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整理个人回忆录。梁茂淦这才知道，早在1982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叶剑英、彭真、谭震林等老同志就曾建议陈丕显，把几十年革命经历记录下来。
叶剑英对这件事格外重视，曾对陈丕显说：“你写这个回忆录最合适，一定要完成。”只是当时陈丕显公务繁重，又缺少合适的整理人员，计划一直未能真正启动。
如今人已年长，许多往事若不及时记录，细节便可能模糊。陈丕显把这个任务交给梁茂淦时，既有明确要求，也体谅他的家庭困难。他半开玩笑地说，回忆录没有完成，就不能回福建，但探亲假照常安排。
谈完工作，陈丕显拿出有关文件和自己搜集的书籍，要求梁茂淦认真核对，不能只凭印象落笔。第二天，他又带梁茂淦去见夫人谢志成。谢志成是新四军老战士，1940年2月经叶挺、陈毅介绍，与陈丕显在皖南泾县结婚，对许多往事同样熟悉。
当时谢志成正在病床上，身体状况并不好。梁茂淦本想改日再谈，她却劝他不要顾虑，说陈丕显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记忆还清楚时就应抓紧完成。短短几句话，使梁茂淦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文字工作，而是一项需要两位老人共同承担的历史整理。
此后，陈丕显夫妇几乎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口述。梁茂淦负责记录，还要逐一核对人物、地点和时间。有些片段，当事人的记忆并不完全一致，他便查阅档案，访问知情者，必要时请陈丕显带他到相关地点辨认。
为提高准确性，陈丕显还请有关方面协助，方便梁茂淦到中央档案馆查找材料。老人有时夜里忽然想起一个细节，便打电话或敲门补充。梁茂淦劝他休息，陈丕显却说：“明天再讲，可能就忘了。”
半年多后，三十万字初稿完成。陈丕显戴着老花镜逐字审阅，十多天后退回稿件，许多段落旁都写满了批注：有的需要补充，有的时间要重查，有的叙述还不够准确。梁茂淦重新整理，反复核实，前后用了两年多，直到1992年10月才将定稿交给陈丕显。
写作之外，梁茂淦也见到了陈丕显的另一面。陈丕显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读书机会有限，却长期保持阅读习惯，家中书架上有历史、军事、法学等书籍，许多书页都留着批注。眼睛发炎时，他还让秘书为自己朗读。
谈到陈毅、陶铸等老战友，陈丕显常常停顿落泪，修改相关文字时说，自己是含着眼泪完成的。对下属的批评若有失实，他也会重新说明情况，甚至当面道歉。那段在中南海共同工作的日子，梁茂淦既是秘书，也是这段口述史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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