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在金夜KTV干了十四年保洁，从三十一岁干到四十五岁。凌晨两点半的包厢，我最熟。灯光一开，满地都是纸巾，擦过酒的，擦过眼泪的，擦过呕吐物的，还有擦过别的东西的。但最多的，是擦过苦的。
那种苦，擦不掉。
我第一天上班，领班刘姐带我。她四十来岁，烫着短卷发，手上戴个塑料表，走路带风。
“赵红梅，你记住，”她说，“包厢里的东西，别乱看，别乱问，别乱说。客人走了你就是瞎子聋子。干满一个月，多给你两百块全勤。”
我说好。
她推开“玫瑰厅”的门，一股酒味烟味香水味混在一起，呛得我眼睛疼。沙发上坐过人的地方陷下去几个坑，茶几上堆着空酒瓶、果盘、瓜子壳。地上白花花一片纸巾，像下了一层雪。
我蹲下去捡。第一张纸巾攥在手里，湿的，凉的。第二张，干的，皱成一团。第三张，上面有口红印。第四张，捏着像包着什么东西，打开一看，是个耳钉，银的，不知道真假。
我把耳钉放在茶几上，继续捡。
那晚我捡了四十分钟，装了三个大黑垃圾袋。最后一袋扎口的时候，我发现沙发缝里还有一张，抽出来，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我撑不下去了。
我拿着那张纸站了一会儿。刘姐在外面喊：“红梅，快点，天都快亮了。”
我把那张纸巾塞进自己口袋，没扔。
后来我才知道，那行字是用眉笔写的。
金夜KTV在城南老工业区边上，以前是纺织厂的仓库，后来厂子倒了，地皮被人租下来改成了娱乐城。三层楼，一楼是超市和台球厅，二楼是网吧，三楼才是KTV。电梯经常坏，客人喝了酒爬楼梯，骂骂咧咧的。
老板姓孙，本地人，四十多岁，脖子上挂根金链子，说话嗓门大。他很少来，来了就去最里面的“帝王厅”，那间包厢最低消费八千八。
我们保洁组六个人，分早晚班。我主动选了夜班，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夜班补贴多三百，加上全勤，一个月能拿三千七。我男人老周在工地看大门，一个月两千二。儿子周浩在县里读高中，学费生活费一个月要一千五。房贷还有八年，每个月一千九。
算下来，刚好够。
刘姐说我是组里最能干的。我不偷懒，每个包厢都蹲在地上擦，沙发缝、茶几底、电视柜后面，能掏的地方全掏一遍。有的客人把嚼过的槟榔塞在沙发缝里，黏糊糊的，我得用铲子抠。
干了半年，我摸出规律了。
凌晨十二点到两点，是商务局。一帮中年男人，西装领带，喝白酒，点果盘，叫两个公主陪着唱歌。他们扔的纸巾最多，擦嘴的，擦手的，擦汗的。走的时候桌上还剩大半瓶酒，没人拿。刘姐说那些酒可以退，退了算包厢的额外收入，月底大家分。
两点到三点，是朋友局。年轻人，啤酒洋酒混着喝，唱到嗓子哑。他们扔的纸巾里经常裹着东西——打火机、房卡、小费。有一次我捡到一卷钱，数了数六百，交给刘姐，刘姐交到前台。第二天失主找回来，领班当着大家面夸我，奖了我五十块。
三点以后，是散局。什么人都有。有一个人来的，坐包厢里点一首歌循环放，放十几遍，然后走。有一对男女来的，进去半小时就出来，女的低着头，男的抽烟。还有一帮人喝到天亮的，出来的时候东倒西歪，扶着墙吐。
我最怕打扫散局之后的包厢。
那种包厢，纸巾最多。
不是擦嘴的，是擦眼泪的。
有一回，我在“百合厅”打扫。一个女的，三十出头，穿件米色风衣，一个人来的。她没唱歌，就坐在沙发上打电话。我在隔壁“茉莉厅”收拾，隔着墙听见她哭。
她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
“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孩子发烧三天你回来看过吗……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你倒好，陪客户陪到KTV来了……”
我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她又说：“你那个女同事，我不是不知道……你手机密码改了，你以为我傻……我就是不想撕破脸……你当我是什么……”
然后是一阵沉默。
再然后，我听见纸巾盒被抽空的声音，一张接一张。
等她走了，我进“百合厅”。茶几上堆了二十多张纸巾，全揉成团。有一个团没揉紧，摊开一看，上面有睫毛膏的黑印子，还有一点点血丝。可能是哭太狠，鼻子破了。
我把那些纸巾扫进垃圾袋。扫到最后一个，发现沙发垫底下压着一张照片。一家三口，男的女的还有个五六岁的女孩，在公园里笑。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朵朵三岁生日快乐。
我把照片放在茶几上。第二天没人来找。
第三天也没人来。
第四天，我把照片收进了自己更衣柜里。
干到第三年，我认识了方姐。
方姐是“公主”里年纪最大的，三十九岁，做了十年。她个子不高，圆脸，说话轻声细语，客人喝多了骂她，她也不恼，笑着递杯热水。有的客人动手动脚，她就借口去洗手间躲开。
她跟别的公主不一样。别人下班就走，她留下来帮我收拾。
“红梅姐，你歇会儿，我来。”她抢过我手里的垃圾袋，扎口，拎到走廊尽头的垃圾桶。
我说你上了一天班不累啊。
她说累，但回去也睡不着。
有一回，凌晨三点多，包厢全清完了，我俩坐在员工休息室吃泡面。她突然说：“红梅姐，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干这行？”
我摇头。
她说：“我男人瘫了。六年前在工地上摔的，腰椎断了，下半身没知觉。老板跑了，赔了八万，花完了。儿子读初中，我没办法。”
她把泡面汤喝干净，擦了擦嘴。
“这行来钱快。一个月能拿六千多。有时候客人给小费，能拿一万。”
我说你婆婆不帮你带孩子？
她说婆婆早没了。公公在老家，七十多了，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每天早上回去，给他翻身、擦身子、喂饭。下午睡一觉，晚上再来。”
她笑了一下，眼睛没笑。
“有时候我真想，他要是当时摔死了，我可能还轻松点。”
我没接话。
她把泡面盒扔进垃圾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红梅姐，你别跟别人说。”
我说不说。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打扫包厢，最怕看见什么？”
我说是什么。
“最怕看见客人扔在桌上的离婚协议书。上个月‘牡丹厅’就有一份，撕成两半，又被人捡起来拼好，压在果盘底下。我扫的时候看了一眼，女的叫李什么，男的叫张什么，财产分割那栏全划掉了，就留了一句：孩子归我。”
她顿了一下。
“我那天晚上回去，抱着我男人哭了一场。他虽然瘫了，但至少还在。我儿子还有爸。”
我说方姐，你也不容易。
她说谁容易啊。你看看那些客人，穿金戴银的，有几个真高兴？喝多了哭的，比喝多了吐的多。
干到第五年，我儿子周浩考上省城的大学。
学费一年一万二，住宿费一千二，生活费一个月至少一千五。我算了一下，一年要三万五。
老周说要不别上了，读个技校早点出来挣钱。
我说不行。我儿子是那块料。
我去找孙老板，问能不能多排班。孙老板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赵红梅，你干多少年了？”
“五年。”
“行，老员工了。我给你排个通班，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中间休息俩小时。一个月给你加五百。”
我说谢谢孙总。
他说别谢。你干活我放心。别的保洁偷奸耍滑，就你实在。
通班上了三个月，我瘦了十二斤。
每天晚上八点到岗，先把所有包厢的备品补齐——纸巾、湿巾、牙签、烟灰缸。然后从十点开始，每隔一小时巡一遍，有客人走的包厢就进去收。凌晨两点以后是高峰，散局的多，有时候同时三四个包厢要打扫。我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膝盖疼得打颤。
刘姐说你悠着点，别把身体搞垮了。
我说没事，撑得住。
有一天凌晨三点半，我在“桂花厅”打扫。客人刚走，一男一女。女的先走的，眼圈红红的。男的坐了十分钟，抽了三根烟，也走了。
茶几上有个手机，最新款的那种。我拿起来追出去，男的已经进电梯了。我喊了一声“先生”，电梯门关上了。
我把手机交到前台。前台小妹登记了，说放保险柜，明天客人来找就给他。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前台电话，说客人来了。
我下去一看，是昨晚那个男的，三十五六岁，穿件深灰夹克，头发有点乱。
“大姐，谢谢你。”他从钱包里抽出三百块，“一点心意。”
我没接。我说手机还你就行，钱不用。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
“拿着。我那手机里有重要东西。”
他转身走了。
前台小妹凑过来：“红梅姐，你知道那谁吗？城南建材市场的王老板，开宝马的。听说他老婆刚跟他离婚，分走了一套房。”
我把三百块揣进兜里。那是我半个月的夜班补贴。
那天晚上打扫的时候，我在“桂花厅”沙发底下又找到一张纸巾。上面没写字，就是一团皱巴巴的，捏在手里有点硬。我摊开一看，上面有一小块干了的血迹。
不知道是谁的。
干到第八年，我男人老周出事了。
他在工地看大门，晚上值班。有三个小偷翻墙进来偷钢筋，老周听见动静，拿着手电筒出去照。小偷跑了，他追出去两百多米，踩在一块石头上，摔了。
左腿骨折，膝盖碎了。
工头把他送到医院，交了五千押金就走了。后续手术要三万，工头说没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去工地找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坐在活动板房里吹空调。
“赵大姐，老周是临时工，没签合同，没买保险。我们给五千已经是人道主义了。”
我说他在你们工地干了六年。
他说那也没办法。公司规定。
我站在活动板房门口，太阳晒得我头晕。旁边有个开塔吊的师傅偷偷跟我说：“大姐，你去劳动监察大队告他们。临时工也是工，干活受伤就得赔。”
我去了劳动监察大队。排队排了一上午，填了表，交了材料。工作人员说回去等通知。
等了二十天，没动静。我又去，换了个窗口，又填一遍表。
第三次去的时候，一个女工作人员看了我的材料，说：“你这个情况，得先认定劳动关系。你有工资条吗？考勤记录？工作证？”
我什么都没有。
她说那难办。你去法院起诉，也得有证据。
我蹲在劳动监察大队门口，给方姐打电话。
方姐说：“红梅姐，你别急。我认识一个律师，以前是我们KTV的客人，人不错。我帮你问问。”
第二天，方姐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律师姓陈，四十多岁，戴眼镜。他听我说完，问：“你男人在工地干了六年，有没有同事能作证？”
我说有。开塔吊的师傅，还有两个门卫。
陈律师说：“让他们写个书面证明，按手印，留电话号码。我去找工地谈。”
谈了三次，工地松口了。赔了四万八，分两次给。第一次给三万，第二次给一万八，前提是我们签协议，不再追究。
老周出院以后，左腿短了两公分，走路一瘸一拐。门卫的活干不了了，回了家。每天坐在阳台上抽烟，一句话不说。
我继续上通班。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拿四千八，加上方姐有时候给我介绍点钟的客人，多的时候能拿六千。
周浩在大学里拿奖学金，暑假不回来，在省城打工。打电话跟我说：“妈，你别太累。我毕业了就好了。”
我说你好好读书，妈不累。
挂了电话，我在员工休息室坐了很久。方姐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擦眼泪。
“红梅姐，怎么了？”
“没事。切洋葱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食堂今天没做洋葱。
干到第十一年，方姐的男人走了。
走得很突然。肺部感染，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方姐接到电话从KTV赶过去，人已经没了。
她请了七天假。回来上班那天，眼睛肿得像核桃。
晚上打扫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蹲在地上捡纸巾。捡着捡着，突然坐在地上哭。
我过去扶她。她靠在我肩膀上，浑身发抖。
“红梅姐，他走了我倒轻松了。可我他妈的一点都不轻松。我伺候了他十一年，我恨过他，我咒过他，可他真走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拍着她后背。
“我儿子还在读大学，我连个家都没有。租的房子下个月到期，房东要涨三百。我一个月挣六千，房租两千，儿子生活费两千，我自己剩两千。我今年四十三了，我还能干几年？”
她哭得说不下去。
我把她扶到休息室，给她倒了杯热水。
“方姐，你听我的。你男人的后事办完了，你就换个地方住。找个便宜点的，别在KTV附近。这行不能干一辈子。”
她说我知道。可我不知道干什么。
我说你想想，你会做饭，会收拾屋子，你还会什么。
她说我会喝酒。
我说那不算。
她笑了一下，又哭了。
那天晚上，我替她打扫了三个包厢。凌晨四点下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方姐坐在KTV门口的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
“红梅姐，你说人活着怎么这么苦。”
我说：“苦就苦吧。苦完了，甜就来了。”
她说你信吗。
我说我不信。但我不信也得活着。
干到第十三年，KTV生意不行了。
城南新开了两家大型娱乐城，装修比我们好，音响比我们新，公主比我们年轻。孙老板舍不得花钱翻新，客人越来越少。
最明显的变化是包厢。以前周末全满，得提前三天订。现在周末也只开一半。以前一晚上能收十几个包厢，现在五六个。
刘姐被裁了。孙老板叫她到办公室，说了十分钟，她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的。
“红梅，我干了十二年，说不要就不要了。”
她收拾更衣柜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她的柜子里东西不多——一双旧布鞋，一件备用工服，一个搪瓷杯。
“你比我强，你还能干。”她把搪瓷杯递给我，“这个留给你。我走了。”
她走出员工通道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红梅，别在这干到老。找个出路。”
刘姐走了以后，保洁组就剩四个人。我带着三个新人，每天晚上连轴转。
有个新来的叫小翠，十九岁，从乡下出来的。第一次打扫包厢，看见满地的纸巾和呕吐物，蹲在厕所里吐了半天。
我说你慢慢来，不着急。
她说红梅姐，这活太脏了。
我说脏是脏，但干净。
她不懂，我也没多解释。
干到第十四年，事情来了。
那天是周六，凌晨两点多，我在“帝王厅”打扫。那间包厢最低消费八千八，平时都是孙老板自己接待贵客用的。那天来的是一帮外地人，据说是什么投资公司的。喝了六瓶洋酒，叫了四个公主。
散局的时候，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没走。他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声音很大。
“你少跟我废话！那两百万是我拿命换来的，你哥凭什么拿走？你告诉他，三天之内不还，我就去告他！”
他挂了电话，又拨了一个。
“喂，李总，那笔款子明天到不了……我知道合同签了……你再宽限三天……三天！我连本带利还你！”
他打了七八个电话，越说越急。最后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脸。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垃圾袋，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他听见动静，抬头看我。
“大姐，你进来。”
我进去了。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堆纸巾：“这些都给我扔了。还有沙发缝里，全掏干净。”
我蹲下开始收拾。他在旁边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大姐，你在这干多少年了？”
“十四年。”
“十四年……”他笑了一声，“比我老婆跟我的时间还长。”
我没接话。
他突然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的，三十五六岁，长头发，穿米色风衣，一个人来唱歌？”
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去年冬天，大概十二月份。她坐这间包厢，点了十几遍《后来》。”
我心里一紧。
“见过。”我说。
“她后来还来过吗？”
“没有。”
他沉默了很久。
“她是我老婆。不对，前妻。上个月刚离的。”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我欠了两百多万赌债。她帮我还了三次，第四次她不肯了。她说她撑不下去了。”
我站起来，手里攥着垃圾袋。
“她那天晚上在这哭了一晚上。我第二天回来找她，她已经走了。”
他看着我。
“大姐，你说我是不是活该？”
我说：“先生，我不懂你们的事。我就是个打扫卫生的。”
他笑了一下，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大概有两千多，放在茶几上。
“给你。辛苦了。”
我没拿。
“先生，纸巾我收走。钱你收好。你老婆那天晚上用的纸巾，我扫走了。她写的字，我留了一张。”
他愣住了。
“她写什么了？”
“我撑不下去了。”
他低下头，肩膀开始抖。
我拎着垃圾袋走出去，把门带上。
那天晚上我下班以后，没有直接回家。我坐在KTV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我掏出手机，给方姐打了个电话。
“方姐，你还在那个饭店干吗？”
“在啊。怎么了？”
“你们那还招人吗？”
“你要来？”
“嗯。我想换个活。”
方姐沉默了一会儿。
“红梅姐，你终于想通了。”
我说：“我想通了。KTV的纸巾，我捡了十四年，捡够了。”
第二天我去找孙老板辞职。他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摆着一堆账单。
“赵红梅，你干得好好的，怎么要走？”
“孙总，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
他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这个月工资，多给你五百。你干了十四年，没出过差错。”
我接过信封。
“孙总，你知不知道，你KTV里最多的垃圾是什么？”
他说是什么。
“纸巾。”
他笑了一声：“那不正常吗？”
我说：“是啊，正常。但我捡了十四年，不想再捡了。”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经过“帝王厅”。门开着，白天的光从窗户照进去。沙发、茶几、电视柜，安安静静的。
地上干干净净。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现在我在方姐介绍的饭店干保洁。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一个月三千二。不用熬夜，不用蹲在地上抠槟榔，不用听客人哭。
老周的腿好了一些，能慢慢走路了，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周浩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份工作，一个月五千，每个月给我们寄一千。
方姐的儿子也毕业了，在南方打工。方姐找了个老伴，是饭店的厨师，五十多岁，丧偶，人老实。两个人搭伙过日子，不领证。
上个月，我在饭店打扫的时候，一个女客人叫住我。
“大姐，你是不是在城南那个KTV干过？”
我说是。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小翠的？”
我想了想。小翠，那个十九岁来的乡下姑娘。
“认识。怎么了？”
“她是我表妹。她跟我说，以前有个红梅姐，对她特别好。”
我笑了一下。
“她还好吗？”
“回老家了。嫁人了，生了孩子。”
我说那就好。
那女客人走了以后，我在包间里捡到一张纸巾。客人擦过嘴的，揉成一团扔在桌上。
我拿起来，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马路。车来车往，人来人往。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点什么东西，有人攥着钱，有人攥着手机，有人攥着纸巾。
纸巾擦掉的，都是能擦掉的。
擦不掉的，都在心里。
我今年四十五了。干了十四年KTV保洁，捡了十四年纸巾。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凌晨去打扫包厢，最常见到的不是吐出来的酒，而是一地扔了的纸巾。那些纸巾里包的，是客人不想带走的苦。
酒能擦掉，眼泪能擦掉，血也能擦掉。
但苦擦不掉。
你只能把它扔在地上，等人来扫。
我就是那个扫苦的人。
扫了十四年。
现在我不扫了。
那些苦，谁扔的谁自己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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