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莫斯科，盛世才递交了一份特殊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一个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体系的新疆地方实力派，竟然主动要求成为苏共党员，这个举动在当时颇为罕见。苏方内部也有人认为不妥，但斯大林最终批准了申请。
这张党证背后，未必有多少信仰成分。对盛世才而言，它更像一把保护伞。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南京，地方势力复杂，单凭手中兵力，很难稳住局面。他需要外援，而苏联正希望在新疆取得安全和经济上的影响。
盛世才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与郭松龄关系密切。郭松龄反奉失败后，盛世才离开东北，转赴南京谋求发展。由于不是黄埔嫡系，他在南京很难获得更大的军政空间。1929年前后，他接受新疆方面的邀请，次年抵达迪化。
这次西行改变了他的命运。新疆原有的地方权力结构，在军政冲突中不断松动，盛世才借助军事手段迅速上升。到1933年，他已经掌握新疆军政大权，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但坐上这个位置，并不等于真正安全。马仲英等部仍有相当实力，南京又无力及时支援。盛世才于是向苏联求助，苏方提供武器、顾问和训练，必要时还给予军事支援。依靠这股力量，他逐步击败竞争对手，稳住了新疆局势。
代价也很清楚。苏联顾问进入军队、财政和行政系统，矿产、交通等领域同样受到影响。新疆的许多重大事务，往往需要听取苏方意见。盛世才获得了统治所需的力量，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牵制。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立刻翻脸，而是表现得十分恭顺。申请加入苏共，是一种姿态；与延安保持往来，也是同样的策略。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后得到补给，八路军办事机构得以设立，一些中共干部也曾在迪化开展工作。
陈云当时负责相关工作，对盛世才的判断很直接：“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在陈云看来，盛世才同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核心目的在于借助外力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是接受某种政治约束。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盛世才可以借苏联之力，却不能容忍苏联长期控制新疆；可以同中共合作，却不愿让任何政治力量影响自己的独断统治。他的立场会变化，真正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占有。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面临巨大压力，部分驻新疆力量被调走。盛世才由此判断，苏联的支援能力正在下降。与此同时，重庆方面仍控制着全国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并在西北保持军事影响。盛世才开始重新估量自己的出路。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在迪化身亡。盛世骐曾留学日本和苏联，担任军职，在新疆军政系统中颇有分量。关于他的死因，后来出现过多种说法，始终缺少能够完全令人信服的定论。
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盛世才如何利用这起案件。他很快把事件解释为苏联方面策划的阴谋，并以此为理由逮捕苏联人员以及中共方面人员。数百人受到牵连，新疆原本维持的合作关系由此骤然破裂。
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骥后来回忆，大哥在权衡形势后，已经认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回中央”。这说明盛世骐之死至少被当成了政治转向的突破口。至于盛世才是否亲自下令，目前仍不能把未经证实的推测当成定论，但他借案清洗异己，却是事实。
1942年春夏之交，盛世才一面派人赴莫斯科解释，一面通过亲信向重庆示意归附。两边递话，正是他惯用的周旋方式。只是这一次，重庆并没有完全相信他，而是边谈边部署军队，以防他再次改变主意。
蒋介石任命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时让中央军在河西走廊加强兵力。新疆距离重庆遥远，盛世才过去能够左右逢源，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地理距离。中央军逼近后，这个条件开始消失。
到1943年，苏联因战争无力继续维持原有局面，苏联顾问和相关人员陆续撤出新疆。盛世才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支撑，也无法同重庆军事对抗。为了表明彻底转向，他把屠刀对准了新疆监狱中的中共人员。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被秘密杀害。毛泽民长期负责财经工作，曾为新疆的财政建设和根据地经济工作付出重要努力。盛世才以杀害这些人的方式向重庆表忠，暴露出军阀政治中冷酷而现实的一面。
然而，投靠并没有换来信任。1944年，重庆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任命他担任农林部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后，他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权势。所谓苏共党员身份、地方霸主地位，最终都没有改变他受制于人的结局。
1949年后，盛世才前往台湾，1970年病逝。那张曾经用来向莫斯科示好的党证，既没有让他成为真正的政治伙伴，也没有使他摆脱军阀式统治的局限。知晓其政治选择的陈云，早已用“军阀”和“野心”两个词，概括了这场反复转向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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