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地点在北京，一位曾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工作过的人找到刘震，指责吴法宪当年“迫害干部”，还骂他是“草包政委”。刘震听完没有顺着对方的话说，而是当场表示：“吴法宪后来犯了错误，是后来的事；在第二纵队任政委时，他是革命干部。说他是草包，等于说党把一个草包放在重要岗位上。”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刘震不是替吴法宪开脱，也不是否认后来发生的一切，而是把两个阶段分开看。战争年代的功劳，不能被晚年的错误抹掉；晚年的错误，也不能拿早年的贡献来抵消。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5岁参加红军。年轻时的他并非只会喊口号，组织能力和带兵本事都很突出。1933年，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警卫通信连指导员，第二年调任第二师第二团党总支部书记，逐渐进入林彪的视野。

长征途中，吴法宪在红一师第三团担任总支书记。部队过草地时，粮食极为紧张，他常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战士；夜间宿营，也尽量照顾身边的同志。这样的作风，使他在基层官兵中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抗战时期，吴法宪与刘震的合作，真正显示了他的能力。1938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进入山东湖西地区，随后组建苏鲁豫支队。吴法宪任政委，刘震负责军事指挥。部队初到时只有两千人左右，经过整顿、扩充和发动群众，规模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这不是简单的“拉队伍”，还涉及干部配备、群众工作、后勤供给和部队纪律。能在敌后把一支小部队带大，政委必须懂政治，也得会做实际工作。刘震后来愿意与吴法宪长期搭档，原因就在这里。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成立，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按照当时的工作习惯，纵队党委书记通常由政委担任。刘震还主动向上级建议，让吴法宪兼任党委书记，认为这样更利于团结各方面干部。

第二纵队的战斗作风很鲜明，行军快，作战多，伤亡也大。刘震善于指挥战斗，吴法宪则负责政治动员和组织协调。干部会上，刘震讲完军事部署，往往还要请吴法宪补充。两人并非没有矛盾，但在大多数时候能够相互支持。

有意思的是，刘震尊重吴法宪，却从不一味护短。1948年，第二纵队第五师战功突出，纪律开始松弛，曾对缴交战利品一事拖延不办。吴法宪对此处理得不够坚决，刘震便批评他：“对干部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

随后，刘震派人传话，要求限期执行，否则就地免职。事情解决后，吴法宪在党委会上作了检讨，也批评了相关干部。这件事说明，他有团结干部的一面，也有顾虑人情、把握不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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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期间，第二纵队率先进入沈阳。部队进城前，吴法宪曾下令暂不架设电台，担心上级改变部署，部队失去先机。战后，纵队缴获了大量物资，装备得到明显改善。这种处理显然违反了统一纪律，吴法宪后来主动作了说明并接受处分。

他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到天津作战前，吴法宪还严厉告诫部队，谁再私拿缴获物资，谁就要受到严惩。可见，他既有犯错的一面，也有在受到批评后纠偏的一面，不能用一个简单标签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吴法宪转入空军工作，1957年任空军政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性格刚烈，批评干部时十分严厉，吴法宪则常在两者之间做缓冲。刘亚楼去外地休养时，也常带上吴法宪的孩子，双方关系颇为密切。

1965年刘亚楼病逝，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任政委。这次职务变化，成为他政治道路的重要转折。吴法宪对林彪十分感激，后来逐渐把个人服从置于原则判断之上，最终在“九一三事件”后受到审查。

1971年9月29日，吴法宪被隔离审查。1981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审查期间，他承认自己有野心，写下大量交代材料。功劳不能替代责任，悔过也不能取消后果，这两点必须同时说清。

1981年8月，因年老多病且认罪态度较好，吴法宪获准监外执行，后来以“吴呈清”的名字到济南生活。没有高墙和警卫后，他甚至不会做饭，也分不清人民币的角、元、分，只能依靠家人照料。

在济南，他很少白天下楼。邻居有时称他“吴大爷”，有人喊“吴司令”，他总是摆手：“别这样叫，我是吴法宪，是人民的罪人。”晚年他喜欢练篆书，常为人写字。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