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底，遵义城外，黄克诚、张宗逊和张爱萍都在为同一件事发愁：山头能不能守住，中央机关能不能安全。此时的中央红军刚刚二占遵义，蒋介石急调吴奇伟、周浑元部逼近，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压在遵义一带。
红三军团经过扎西整编，部队规模有所压缩，原有建制被重新调整。黄克诚担任红十团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团长。兵力不算充裕，任务却极重。红十团奉命夺取遵义周边山头，战斗一开始，双方就在山岭间反复争夺。
红军很快将部分阵地夺回。张宗逊发现黄克诚高度近视，行动不便，便让他留在老鸦山主峰，带少量兵力负责坚守，自己则率团主力追击溃退之敌。这个安排在当时看似合理，却为后面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张宗逊带着主力追出不远，敌军便重新稳住阵脚，随后组织反击。红十团遭到优势兵力压迫，张宗逊负伤，团参谋长钟伟剑也在战斗中牺牲。追击部队被迫后撤，敌人转而向老鸦山主峰逼近。
黄克诚手中只剩两个班，还有一挺重机枪。
他对战士们说：“山下就是遵义，中央机关就在城里，阵地不能丢。”
两个班在山顶苦撑两个多小时。敌人一拨接一拨冲上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黄克诚知道，主峰一旦失守，遵义城便会受到直接威胁，可凭手上的兵力，想要长期坚持几乎没有可能。
老鸦山左翼的红十一团同样陷入苦战。政委张爱萍带着三个营抵挡敌军，阵地前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赶到黄克诚处，希望红十团能够抽出一部分兵力，从侧面策应。
黄克诚没有答应。
“我这里只有两个班，任务是守住主峰，实在抽不出人。”
张爱萍只好返回原阵地。敌人见左翼难以突破，便把更多兵力转向山顶。黄克诚部队伤亡增加，最终被迫撤下主峰。后来，张爱萍奉命组织反击，连续两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战局危急之时，陈赓率干部团赶到，彭雪枫所部也腾出兵力。红军从正面和侧翼同时发起攻击，终于夺回老鸦山。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已经从敌军侧后展开行动，敌人的退路受到威胁，整体败势逐渐形成。
战斗结束后，黄克诚曾向林彪谈起险情。林彪认为，红十团不该贸然追击；黄克诚则解释，敌人已经逼近遵义，如果不把敌军赶远，中央机关便会处在危险之中。两人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问题在于，前线各部之间的情况并没有及时传达到位。
红军当时通信条件很差。红十团追击时，并不知道红一军团已经包抄敌军后路；张爱萍请求增援时，黄克诚也无法迅速了解全局。各部都在为自己的任务拼命，却缺少统一、即时的协同，这正是战斗中暴露出的重要问题。
红军随后将敌人追到乌江一带，击溃吴奇伟、周浑元部两个师八个团，俘虏三千余人。对于长征以来的中央红军而言，这是一场分量很重的胜利。但红三军团没有把胜利只当作庆功的理由，鸭溪战评会上，批评与检讨同样尖锐。
张爱萍点名指出，红十团在友邻部队需要支援时，只顾完成本团任务，没有主动协同。彭德怀听后十分恼火，当场宣布处分黄克诚和张宗逊：黄克诚下连队，张宗逊去当伙夫。
这并不是要抹掉两人的功劳，而是战时纪律的一种惩戒。张宗逊是红十团团长，黄克诚是政委，友邻部队求援时，双方都没有找到更妥善的处理办法。彭德怀用重话、重罚提醒干部，战场上不能只看局部，更不能把“完成本团任务”当成不协同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张爱萍与黄克诚并没有因此结下私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后来回忆，父亲与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可以当面争论，甚至争得很厉害，但私下始终把黄克诚视作兄长。黄克诚也把张爱萍当作后辈，愿意提携和帮助他。
两人的性格差异很明显。黄克诚随和，不太讲究军容，眼镜更是形影不离。长征途中，部队进入苗族地区时，黄克诚住的小木楼曾经起火。张爱萍赶去救人，黄克诚却还在屋里摸索眼镜。火势越来越大，张爱萍只得让警卫把他架出来，眼镜最终被烧毁。
到了新四军第三师，张爱萍负责整顿军容风纪，又把这件事摆到了黄克诚面前。
“师长不打绑腿，衣扣也不扣好，我怎么要求下面？”
黄克诚听完大笑。第二天，他第一次认真打起了绑腿。这样的细节，说明张爱萍敢于直言，也说明黄克诚虽有自己的习惯，却能接受批评，并把军队纪律落实到自身。
后来，黄克诚还主动将张爱萍调到第三师任副师长。那场老鸦山之争，最终没有成为两人关系的裂痕，反而留下了革命队伍中一种颇具分量的相处方式：战场上据理力争，工作外彼此信任；处分可以严厉，同志情谊却不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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