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郭汝瑰走马上任，坐上了暂编第五师副师长的位置。
这一到岗，头一桩差事自然是清点人马。
他把花名册拿在手里，眉头立马锁成了一个“川”字：账本上记得明明白白，全师兵力七千整。
可等到大校场吹哨集合，眼前那稀稀拉拉的方阵，让他心窝子凉了大半截。
左数右数，满打满算也就是两千九百来号人。
这中间差着四千一百个脑袋。
这可不是打仗拼没了，也不是大伙儿不想干跑路了。
说白了，这是一门买卖。
在当年的国民党部队里头，这事儿连个秘密都算不上，那是大伙儿心照不宣的“吃饭手艺”。
若是换个愣头青过来，保准当场掀桌子骂娘，或者一纸状告到上峰那里。
可郭汝瑰心里通透，眼珠子一转，就琢磨透了这四千一百个“影子兵”背后藏着的金山银山。
照着暂五师的架子，财政部那是按七千个活人头发钱的。
每个月，八万块现大洋，一分不少地拨下来。
人影都没见着，钱却照样领。
这多出来的四千多份响银，跑哪去了？
全落进了长官的腰包里。
这就是国军里头出了名的“包饷”规矩。
谁手里攥着编制，谁家里就安了一台印钞机。
这笔账算下来，真叫人后背发凉。
若是咱们把日历往前翻，把这本烂账摊在太阳底下晒晒，你就能看明白，这支队伍后来兵败如山倒，病根子早就埋在每个月的工资条里了。
想弄明白这买卖有多暴利，还得先瞧瞧那会儿的薪水价目表。
1941年1月，重庆那边发下来一张《暂定薪饷表》，把各级官兵的身价标得清清楚楚。
挂中将衔的，也就是师长这一档，月入二百四。
挂少将衔的旅长，一个月一百八。
当团长的多半是上校，也能拿个一百五十四。
那会儿物价还没彻底起飞，二百四十块是大钱。
在城里头，买上五百斤粮食绰绰有余。
对于一个师长而言，光靠这点正规收入，小日子就能过得相当滋润。
可眼光顺着表格往下一扫，那落差简直像跳崖一样。
尉官那一栏，薪水直接腰斩再腰斩，跌到了六十六块以下。
等到了大头兵这一级，那数字惨得都没法看。
上士十四块，一等兵五块五，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只有四块钱。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一个师长拿到手的，是一个新兵的六十倍。
但这还只是写在纸上的差距。
真正要命的是，哪怕这可怜巴巴的四块钱，当兵的能揣进兜里吗？
做梦。
在“包饷”这个大坑里，军费是一层一层往下漏的。
军部给师部，师部给团部，团部再给营部…
每一道关卡，都得被人狠攥一把油水。
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主官，搞钱的法子主要有两个路数。
头一招：吃空额。
就像郭汝瑰撞见的那样，报上去七千，底下养着两千九。
剩下的钱，全是主官的“净利润”。
第二招：刮活人。
哪怕是那两千九百个大活人，也别想安生。
伙食费得扣，枪支磨损费得扣，有个头疼脑热买药还得扣。
那所谓的“月薪五元”，等到了大头兵手里，搞不好连碗凉茶都买不起。
这就搞出了一个极度荒唐的逻辑怪圈：
兵越少，当官的分得越多；兵要是招满了，反而亏本。
假如你是个团长，你是乐意把队伍练得嗷嗷叫、满员满编，还是乐意维持个半死不活的空架子，然后每个月躺在空名册上数钱？
绝大部分人，都不约而同地选了后面这条路。
这种“你是肉我是汤”的分赃模式，早在鬼子全面打进来之前，就已经定型了。
翻出一份1935年教导总队的开销单子，那上面的数字畸形得让人直嘬牙花子。
在那张表上，七百八十六个当官的，把五万一千块大洋装进了口袋。
而一万两千多个当兵的，加一块儿才分了十四万四。
这么一平均，军官每人差不多拿六十五，士兵人均只有十一块九。
更吓人的是整体经费的占比。
总共二十四万的盘子，光养人就花掉了九成。
剩下的那点碎银子，买粮草都紧巴，至于修修枪炮、搞搞演习？
基本等于零。
这也就说明白了，为啥国军在战场上经常是一触即溃。
平日里大伙儿都在忙着做假账、捞油水、吃空饷，训练那点钱早就被挤得一干二净。
纸面上看着千军万马，真到了拼刺刀的时候，长官一回头，发现手里只有半数人马，而这半数里头，又有一半是因为肚子饿、兜里空而毫无斗志的“叫花子兵”。
这仗还怎么打？
有人想过要把这桌子掀了吗？
郭汝瑰动过这个念头。
在暂五师，他瞅着那两千九百个面黄肌瘦的兵，打算动一动这个“潜规则”。
他的招数挺简单：废了“包发”，改成“点名发”。
以前是钱给长官，长官爱给谁给谁。
现在改规矩，拿着花名册，当面点名，当面签字领钱。
这一手算是打在了七寸上。
要是“影子兵”，肯定没法现身签字；要是大活人，就能实实在在地拿到全额响银。
结果咋样？
才过了一个月，底下的军官们就联名闹事，借口找得冠冕堂皇：“扰乱军心”。
没过多久，郭汝瑰就被架空了。
为啥改不动？
因为这不光是抓几个贪官的事儿，这是整个国民党军队运转的“润滑油”。
你若断了军官们的财路，谁还肯替你卖命？
在那个圈子里，忠诚不是靠主义维系的，是靠银元输送维系的。
吃空饷，甚至成了上面拿捏下面的一种手段——我有把柄攥在你手里，你给我分点好处，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咱们把视角再往上拔一拔，你会发现这种“拿钱买忠诚”的基因，早在北伐那会儿就种下了。
1926年，蒋介石要挥师北上，张嘴就要十万大军。
那会儿管钱袋子的是宋子文。
宋子文是个典型的银行家脑子，他噼里啪啦一算盘，头皮都炸了。
按当时的市价，养一个师，每个月得烧掉十三万。
北伐军十几个师，一个月少说也得一百三十万往上。
算上开拔费，宋子文估摸着，手里没个七百五十万，这事儿根本没法干。
可那时候南京国库是个啥光景？
耗子进去都得流着泪出来。
宋子文给出了个挺稳妥的法子：先搞财政平衡，加税、发债，慢慢攒家底。
可蒋介石等不起。
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字字都带着火星子：“没钱发饷，队伍就要散了。”
这话听着像是诉苦，其实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逼宫。
到了后来，蒋介石干脆拿辞职不干来要挟。
蒋介石为啥急得火上房？
因为他太清楚这支队伍是啥成色了。
第三军因为晚发了几天军费，差点闹出兵变，甚至要“持枪讨薪”。
最后还是宋子文派人火急火燎地运银元过去，才把火给压住。
在蒋介石眼里，没钱就没兵，没兵就没权。
两人顶牛的结果，是宋子文认怂了。
他开始私底下找英国银行谈条件，靠印发国库券这种透支未来的法子，硬生生把军费给撑了起来。
宋子文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扔下一句挺无奈的话：“搞军政，第一要务是钱粮。
招兵容易，筹钱难啊。”
蒋介石赢了面子，北伐打得顺风顺水。
但这底子算是坏了——这支军队从娘胎里出来，就是靠“现大洋”粘在一起的，而不是靠什么信仰。
既然是靠钱聚拢的一帮人，自然也会为了钱作鸟兽散。
熬到抗战后半段，这个完全建立在金钱利益上的破房子，终于塌了。
通货膨胀来了。
从1944年开始，法币贬值就像那雪崩一样。
袁大头在市面上几乎绝迹，发下来的军饷变也成了一堆废纸。
这时候，那所谓的“月薪五元”，连根火柴棍都买不来。
对于底层的丘八来说，当兵不再是混口饭吃，而是纯粹送死。
对于中上层的军官来说，正经薪水养不活一家老小，那就只能变本加厉地吃空额、倒卖军火、走私紧俏货。
军纪？
早就跟着那不值钱的钞票一块儿烂在泥地里了。
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军队的垮台，不完全是在阵地上被飞机大炮轰垮的。
它死在那个“七千编制、两千九实到”的烂账本里；
死在“军长拿二百四、大兵拿四块”的天坑里；
死在每一级军官伸向士兵口袋的那只黑手。
当一支军队的信仰变成了利益，那它的命数，就只能随着那个越来越瘪的钱袋子，一块儿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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