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翻阅龙舒林的回忆录《风雨历程七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龙舒林是一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红军，1914年出生，湖南茶陵人。
龙舒林1930 年参加革命，在湘赣苏区工作，在王震领导下的红六军团做机要通信工作，跟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是中央军委二局（负责无线电情报破译）的早期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最初在延安军委二局工作，之后到王震的359 旅，参加了南下支队和中原突围。解放战争从事情报、城市接管相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龙舒林离开军队系统，到了地方工作，在四川多地任职，后又转入外交战线，先后担任北京外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国家外国专家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16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2 岁。
官方悼词评价龙舒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红军长征时期红二方面军无线电情报技术侦察战线先驱者之一”。
龙舒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十多年之后，不断有亲属、战友、同事，以及家乡湖南茶陵的文史单位，希望龙老能够撰文回忆他参加革命以来所经历过的那些峥嵘岁月，以教育激励后人，并留下宝贵的党史资料。
在本书的第四章《离休杂记》，龙老深情地回忆自己“迟到的故乡行”。
龙老提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回乡探亲，亲属和乡里难免有不少各种各样议论，话说得有些难听，说他“忘祖”，“不论宗” 等等。
接着，龙老话锋一转，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冷知识”，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曾有过规定，凡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允许用公费回乡探亲一次。
这似乎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
之前，看开国少将罗通的回忆录《来自井冈山下》，罗少将也提到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作繁忙之余曾经拨冗回乡探亲。
罗通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十一军的副政治委员，部队驻防在湖北大冶。
罗通自从参加革命之后，已经阔别家乡20多年。这时思乡情切的罗通试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哥哥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家中父亲健在，希望他能回家看看。
但当时罗通手头上的工作的确繁重，回乡的事一时无法成行。等到工作安定下来之后，罗通决定抽空回乡探望自己的老父亲，其实他的父亲这时已经病故，哥哥信中怕他不愿回家对他有所隐瞒。
四野的首长谭政、陶铸等领导人很关心罗通回乡探亲一事，负责干部工作的梁必业，按优待红军家属的原则，给了罗通300斤粮票(这种粮票当时是等值的实物券)和200块银元，作为罗通探亲的路费和红军家属的优抚费。
罗通拿到这些钱后，就给父亲买了一件皮袄，还捎上一件他自己穿过的一件皮夹克，作为回乡的礼物。很快罗通便带着老婆孩子，乘坐一辆四野安排的吉普车，由鄂赣公路到南昌转赴吉安老家。
关于回家的经费问题，按照罗少将的说法是，当时的四野首长是按照优待红军家属的原则，给了罗通一些粮票和银元，作为他的路费和优抚费，但并未提及当时有龙老所说的党内那个规定，即“凡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允许用公费回乡探亲一次”。
但是，龙老既然在书中白纸黑字地写了这个党内规定，我相信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只是限于手头上能够找到的相关党史资料，没有看到相关说法的更加可靠权威的具体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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