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沈阳市纪委的一间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办善后手续的女人。她比一年前瘦了不少，但脸上已经看不见当初被“双规”时的惶恐。
办案人员问她：心情平静了吗？还想慕绥新吗？
她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对方又说：“他给你带来幸福，也给你带来灾难。”
她断然否定：“不，他给我带来的只有幸福，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哪怕是一天都值得。”
这个与办案人员对话的女人，就是平晓芳，沈阳原市长慕绥新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前，她是“慕马大案”的关键涉案人；再往前一年，她是沈阳城最风光的市长夫人。而她在办案史上留下的印记也是奇特的、少见的——她曾在双规室里唱歌、跳舞、傻笑、割腕，用一整套近乎荒诞的表演对抗审查。在她的行为逻辑里，这么做，不是为了脱罪，而是为了保她那个“完美的丈夫”。
在当年，案卷内外，人们对这个女人的猜度始终没有停过。《情殇——与慕绥新妻子平晓芳面对面》一文开篇就记录了那些议论：有人说她很有教养，有人说她在案件查处中非常配合，有人说她对慕绥新恩爱有加；更多的人则按自己的思维去猜度——她漂亮吗？爱财吗？有本事吗？也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受贿了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她的来路说起。
平晓芳的起点很平常：一个爱漂亮的年轻音乐教师。1986年初春，19岁的平晓芳一口气报考了广东省中山市电视台、辽宁锦州电视台和海城电视台三个主持人岗位，最后都考上了，她做了五年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两样东西：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极强的镜头感——这两个细节，后来在双规室里都派上了用场。
1990年，23岁的平晓芳与一名年龄相仿的工程技术人员结了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孩子有心脏病。为解决两地分居，1991年初她调到鞍山三冶团委，后来又到园林管理处任党委书记。而此时的慕绥新，已经从冶金部三冶总公司的一名技术员，一路做到辽宁省建设厅厅长。他每回鞍山检查工作，出面接待的正是这位昔日的女记者。
据平晓芳自己后来承认，两人真正发生关系是1996年的秋天。这一年她29岁，慕绥新53岁。慕绥新是陕西吴堡人，1943年10月生于绥德，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高级工程师出身，时任辽宁省副省长，此前还兼任过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1998年8月，平晓芳与丈夫离婚——前夫离开时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1998年11月，慕绥新把她调到大连住宅办。1999年4月，慕绥新与结发妻子贾桂娥离婚；5月8日，31岁的平晓芳与55岁的慕绥新登记结婚，婚礼办得极其低调，外界甚至不知道市长已经离异。
这段婚姻的开端，本身就是扭曲的。据慕绥新后来供述，原配贾桂娥迷信，他让人重金从北京请了个算命先生，事先把贾桂娥的情况向“大师”和盘托出，让他算出贾桂娥“有血光之灾”，破法是离婚，“离婚百日，就可破灾”。贾桂娥信以为真，还幻想着百日之后复婚，没想到离婚第28天，慕绥新就迎娶了平晓芳。
而贾桂娥那边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离婚后，仍有人以“慕市长前妻”的名义给她送钱。慕案开庭时，公诉机关指控某公司为拿项目，把100万股环保法人股送给了贾桂娥，股权证是用贾桂娥妹夫的身份证、以其名义办的。这一起最终因证据不足未被法庭认定，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在慕绥新的权力半径里，“妻子”这个名分本身就是变现工具，换谁来坐，都有人往里塞钱。
市长夫人的位子，平晓芳只坐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纪委根据领导批示成立马向东专案组；2000年5月31日，慕绥新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同年10月18日，“10·18”专案组对马向东问题再次立案调查。2000年底，辽宁省纪委在审查贾桂娥时，贾桂娥检举揭发了慕绥新的贪腐行为。2001年2月6日，专案组决定对平晓芳采取“双规”措施，同一天，慕绥新的原秘书、现秘书和司机也被请进专案组。
慕绥新当时肺癌术后正在住院，一听要对平晓芳动手，暴跳如雷，以“自己有病需要平某护理”为由要求放人，还口出狂言，被专案组严肃批评。
2001年3月22日，慕绥新被正式立案调查，随后被“双规”，住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平晓芳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但她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不是法律账，是感情账：她不能说。她说出慕绥新收了多少钱，市长的位子就保不住了，她也就跟着完蛋了；再说，慕绥新离婚时是“净身出户”，他后来捞钱，“是怕她受委屈，是为了她呀”。于是她咬紧牙关，把一场严肃的审查变成了一出荒诞的独角戏。
这一幕幕被完整记录在案，后被《新安晚报》、黑龙江《生活报》等媒体陆续披露：办案人员问她话，她低头不语，摆弄衣摆，抓耳挠腮，哼哼情歌。办案人员说，你别唱了，她就不唱了，改为舒展长臂，扭动腰身，左摇右晃地热舞。办案人员说，你别跳了，她就不跳了，开始挤眉弄眼，朝着办案人员嘻嘻傻笑，一边傻笑，一边一步一步歪歪斜斜地向办案人员身上扑过去，办案人员不得不一步一步后退。于是她又唱歌，又跳舞，又哭，又笑——一次严肃的谈话，就这样被她搅黄了。
第二天，办案人员没等她开场，直接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另据关庚寅所著《审判》一书记载，这个过程中她曾一度割腕自杀。
然而，装疯只是外壳，这个外壳底下，是一个用情爱逻辑武装到牙齿的女人。
2001年8月28日，一位记者在双规场所与她面对面长谈两个多小时，写成《情殇》一文。记者眼中的她，“并不是那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女人”，“干净、美丽、有气质又有些瘦弱”，“一点也不像34岁”；摄像机的镜头一对准，她立刻像电视播音员一样保持镇静，标准的普通话，很礼貌，也很小心。
记者问：“你和慕绥新是夫妻，作为市长夫人，你对他平时收受礼金的行为怎么看呢？”
她答非所问：“和慕绥新结婚快两年了，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耳闻目睹了他的工作热情和对事业的执著。在我眼里，我丈夫是个很完美的人。”
记者追问，她说：“那是正常的礼金走动啊，哪个干部不是这样？”就是顶牛的话，也被她说得很柔软。
当记者提醒她慕绥新已经构成受贿罪、要受法律制裁时，“她的眼圈儿一下就红了：你们不能原谅他吗？他一辈子废寝忘食，为党做了多少工作啊！再说，他得的是肺癌晚期，还能活多久？要判多少年就判我吧，我愿意替他受罪。”
这位记者在文中感叹：惊奇于她对法律的无知，也感慨于这个“水做的女人”的心——用情至上，岂不荒唐？
荒唐归荒唐，但突破口最终还是从她自己嘴里打开的。据《生活报》报道，办案人员提示她“雪里埋不住死孩子”，叫她继续讲。她不知是抵挡不住了，还是说漏了嘴，突然冒出一句——还有人送了7万美元。说完她看见专案人员眼睛一亮，那一刻她就后悔了。
专案人员没有穷追，反而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她很感动，随即交代了保险箱在大连。随后她还耍了一个“小心眼儿”，先交代说沈阳朋友家里有一个保险箱，办案人员赶去打开，里面只有一些现金和字画，没有关键线索。这个声东击西的小花招，反倒证明她的防线已经松动。
在大连的银行保险箱里，专案组找到了四个纸袋和一个布袋：纸袋里成捆的美元，点清是79万；布袋里是名贵的首饰和34块名牌手表。综合《中国工商报》的披露，平晓芳共交代慕绥新让她转移的财物包括美元79万元、港币10万元、人民币97万元，另有34块名贵手表及大量贵重物品。
交代之后，她又撒了此案中最后一个、也是最耐人寻味的谎：她说这79万美元里有14万美元是她自己的，是一个叫王晓东的美国同学、“特殊男朋友”给的。
办案人员核查后发现，根本没有王晓东这个人。她编这个谎的动机，让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都沉默了——她想到慕绥新得的是肺癌，治病需要一大笔钱，她把钱全供出来，将来慕绥新看病没钱了，她觉得对不起他。
彻底交代完，平晓芳感到一种解脱。她开始琢磨给慕绥新写信。一提起笔，泪水就止不住。
据后来公开的报道和《审判》一书，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老公，你好！……我把家里的钱和物都交给组织是正确的，这些钱原来就不属于我们。这虽然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但这些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
慕绥新收到信时正在病榻上接受审查。他先是陶醉于“亲爱的老公”这个称呼，幸福地闭上眼睛；再往下读，愣住了，随即由激动变成愤怒：完了，这不全完了吗？你只是正确的，我却犯罪了，你平晓芳到底要干什么？然而这封信他翻来覆去读了十八遍——据《沈阳“慕马大案”查处纪实》记载，正是这封“患难家书”，配合政策攻心，让慕绥新把任内能记起的受贿事实和盘托出。
在忏悔材料里，他写下过这样一组数字：“我在沈阳任职的四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他还对律师说过一句更坦白的话：“以前我根本没把过节、结婚、出国、住院期间收受的礼金、礼品当回事，还以为我这是人缘好。”
他的书面检查里另有一句话，等于给这两个女人各画了像：“我收下后，都交给了前妻贾桂娥或现妻平晓芳。”
值得一提的是，慕绥新在法庭上得到的辩护，是这类大案里少见的。据其辩护人、大连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力彦向《北京青年报》披露：公诉机关指控60起受贿、796.34万元，大连中院整整开了8个半天的庭，最终认定56起、661.4144万元，其中37起计320万元系慕绥新主动坦白；89页44000字的判决书，采纳辩护意见达7处之多。
2001年10月10日，慕绥新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没有上诉，11月1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同一天，他的老搭档、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南京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当年12月19日在南京被执行死刑。
慕绥新最后没进监狱。2002年3月2日，他因肺癌病逝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几天，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赶来，想亲耳听儿子再叫一声“妈妈”。慕绥新已经认不出人了，平晓芳拿出合影在他眼前晃，趴在床边给他摆口型，他吃力地跟着念：“妈、妈。”老妈妈哭成了泪人。噩耗传来的那天，平晓芳奔跑着，哭着，腿一软，摔断了脚踝骨，昏死过去。
而她自己，是此案中一个罕见的“全身而退”者。鉴于她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上提前解除了她的双规，还允许她到大连医院照顾丈夫的最后时光；考虑到她与前夫有一个患心脏病的小儿子，给她安排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协调原单位按退休干部处理，按月发退休金，最后还给她留了30万元。
没有刑事判决，没有牢狱之灾——一个交出79万美元赃款的女人，最终得到了制度善待。
慕绥新在任时，曾是著名的“两面市长”。报告文学作家一合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披露，1999年底沈阳21世纪广场落成，世纪钟下埋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那是慕绥新的手笔；而在另一面，香港记者早就盯上过他一身从衬衫到皮鞋全是世界名牌的行头，撰文质疑一个月薪一千多元的市长如何穿得起；沈阳股民甚至把他前妻任职企业的股票戏称为“慕绥新股票”。
一合写道，在一些人眼里他是“政绩市长”，在行贿者眼里他是“慕大哥”，在前妻贾桂娥眼里他是“摇钱树”，在年轻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在专案组眼里，他是一个需要被细心治疗的绝症患者。
据说他后来自比党内“个体户”，这句忏悔传遍全国，有人叫好，也有人质问：一个“个体户”，是怎么在四年里收遍全市85%以上干部的礼，而没有一道程序拦得住他的？
2001年8月那次谈话结束前，平晓芳塞给记者一页潦草的“散文”，说是夜里睡不着写的：“每天，每天我都在数天上的星星，可是我数也数不清／每天我都为你祈祷，祈祷着我们的未来／每天我都在哼唱一首歌，是我为你写的那首歌／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重逢的那一天……”记者后来在文中写道，这样柔美的诗意里看不到爱的表白，但他相信，寄到慕绥新那里，一定会让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心碎。事实证明，男人没有心碎，男人崩溃了——以坦白的方式。
丈夫死后，平晓芳闭门不出，以为时间一久一切都会被人淡忘。《情殇》的结尾写道：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不希望有人认出她来，要凭自己的能力继续走完孤独的生命旅程；前夫离开她时带走了唯一的儿子，后夫撒手人寰又带走了她全部的爱，她封闭了所有的情感，只剩下属于自己的坚强。
文章的小标题叫“折翅的鸟儿”。
三年后有人见她到鞍山的墓园哭坟，伤感憔悴，而2002年11月那次纪委办公室里的对话，成了关于平晓芳的最后公开记录。
办案人员问她，慕绥新给她带来了什么，她想了想说，只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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