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驻华大使戴维・珀杜在电视采访当中对外透露,特朗普在双边会面的场合,曾经口头向中方代表询问是否有意采购美国武器。
消息对外传播之后,白宫与国务院很快作出澄清,表明美国不存在推进对华军售的正式方案。
整件事仅仅属于口头层面的即兴表述,却搅动了华盛顿政坛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舆论。
这件事不能简单当成一则娱乐化政坛趣闻,它折射出部分美国政客习惯用商业交易逻辑处理大国地缘博弈的思维模式,而这套思维在现实制度与战略格局面前很难落地。
美国有着一套完整的对外军售审批体系,《武器出口管制法》以及历年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搭建起严密的管控框架。
重大军售项目必须提交国会开展审查,总统个人没有权限绕开立法机构单独敲定大型军贸合同。
仅仅是探讨对华军售的可能性,就会在美国政界招来大量反对声音,不少智库和议员都明确指出,这类设想违背美国长期形成的对华战略定位。
白宫急于出面撇清,也从侧面印证该议题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之下几乎没有内部讨论的空间。
想要看懂这一设想的不现实之处,可以回望上世纪 80 年代的有限军工往来。冷战特殊的战略背景之下,中美开展过小范围军工层面的合作。
为解决高原运输任务短板,中方购入 24 架民用版本黑鹰直升机,该机型优秀的高原性能适配青藏高原复杂环境,这批装备服役数十年,汶川地震救灾阶段依旧承担物资转运工作。
同一时期启动的和平珍珠项目,计划由美方技术团队升级歼‑8Ⅱ 战斗机航电系统。
项目累计投入约 2 亿美元,推进接近 5 年,后续伴随国际局势变动而中途终止,国内航空从业者借此接触到美式航电的设计思路。
在我看来,这一段合作完全是特定时代条件催生的产物,并不具备照搬到今天的参考价值。
当年对外输出的装备大多是民用或者性能阉割版本,合作的基础建立在双方共同的外部战略诉求之上。随着冷战格局瓦解,这一类技术往来便彻底终止。
如今国内军工产业链已经实现长足发展,直‑20、歼‑20 等装备完成列装,国内已经可以自主补齐过去的装备短板,单纯从装备需求层面,也很难形成大规模采购美制武器的现实基础。
时代环境发生彻底转变,过去有限的技术合作经历,无法拿来作为当下开展同类军贸的参照依据。
这则口头消息向外扩散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对外释放信号,将一笔规模 140 亿美元、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军售订单予以搁置,并且美方对外称,可以把这笔军售视作谈判筹码。
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美国亚太盟友都在密切观察事态走向,这些国家本身存在领土、海域方面的争端,本国安全规划很大程度依托和美同盟体系。
当美国领导人出现脱离既有政策框架的口头表态,相关国家开始调整自身防务布局,一方面加大本土防御装备研发,重点推进无人机产能建设。
另一方面拓展和周边国家的防务沟通,以此降低对单一外部安全保障的依赖。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庄耀宗在公开访谈当中提到,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对华军售设想本身,而是领导人即兴发言带来的政策摇摆。
我个人判断,盟友的不安,本质上是对美国对外承诺稳定性产生的怀疑,这种心理层面的影响,会长期作用于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
地区国家需要根据美国释放的各类信号,重新评估自身的防务规划,外部政策的波动会间接改变区域力量的博弈状态。
即便抛开政治、法律、供需层面的全部阻碍,美国军工制造的实际产能同样会限制大额军贸落地。受中东冲突消耗叠加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美军不少弹药库存出现明显下降。
美国国防部已经通知多个已经签约的盟国,爱国者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交付周期大幅拉长,部分已经付款的订单最长等待时间可以达到 5 年。
美国军工行业长期承受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压力,熟练技术工人缺口持续存在,导弹生产线时常受零部件断供影响停工,部分弹药基础原材料本土供应链无法实现完全自给。
五角大楼高官多次在国会听证会陈述这类产业困境。多数军工企业更看重资本市场回报,扩建实体生产线需要巨额前期投入,企业缺少主动扩产的足够动力。
多重现实条件叠加,就算出现新的大额对外订单,现有产能也很难快速承接。军工生产不是短期就可以拉升规模,供应链、人力、厂房都需要时间完成建设,现存的产能缺口不会因为一纸订单就快速消除。
现有资料没有记录中方对此作出正式回应,全部线索来自大使采访、官方澄清、行业统计与学者公开分析。
历史有限合作、法律制度约束、盟友安全顾虑、军工产能短板,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这则军售设想只能够停留在口头,很难转化成现实行动。
一场即兴的口头提议,把制度规则、历史变迁、地区安全、工业实力等多重现实矛盾全部展现出来,也能够看出大国军贸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会受到方方面面现实条件的层层制约。
参考来源:Fox News 采访、美国白宫与国务院公开声明、美国国会《武器出口管制法》《国防授权法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防务报道;五角大楼国会听证记录;观察者网、环球网中美关系历史专题;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公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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