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工地上搭伙过日子，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个屋，直到工程结束
工程开工第三天，工头把我和周琴叫到活动板房门口，说原先住人的宿舍要腾给新来的工人。
“你俩都是单身，一个人住也没必要。后头那间空屋收拾出来了，床和柜子都有，先搭伙住着。省得晚上还得绕路回镇上。”
他说得随意，我却一下没接上话。
我四十六岁，离过婚。周琴比我小两岁，丈夫几年前病逝，一个人带着上高中的女儿。我们在工地做杂工，搬材料、清碎砖、打下手，谁也不比谁轻松。
“那屋就一张床？”周琴问。
“床板是双人的，铺盖各带各的。你们自己商量。”工头说完，扭头去催人卸货。
周琴看了我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我睡屋里，你要是不方便，就跟工头说。”
她把话说得平静，我心里却有些发紧。工地上干活，谁都知道凑合，可“晚上一个屋”不是一句凑合就能轻轻带过的事。
我本想拒绝，转念又想，镇上的小旅馆住一晚要花钱，工地收工晚，来回也折腾。最后我说：“我去跟工头讲，把床中间隔开。”
“你别把话说得像我占你便宜。”她皱了下眉，“我只是想有个地方睡。”
我听出了她的不痛快，没再解释。
当天傍晚，我们把那间屋收拾出来。屋子窄，墙角还堆着几捆旧电线。周琴用扫帚扫地，我把破桌子挪到门边，又从仓库借了块旧帆布，挂在两张床铺之间。
帆布不够长，底下露出一截空隙。她看了看，说：“这样行了。”
那天晚上，我睡靠门的床沿，衣服都没脱，只把外套盖在身上。周琴在另一边翻身几次，后来轻声说：“你不用坐得跟看门似的。我不怕你。”
“我不是怕你。”我说，“我是怕别人乱说。”
“别人爱怎么说，拦不住。”她停了一下，“只要咱俩自己心里有数。”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去食堂。她把两个馒头分给我一个，我把自己碗里的咸菜推过去。她没道谢，我也没客气。那之后，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铺开了。
白天，我们一起干活。
她力气不算大，却肯吃苦。水泥袋搬不动时，她不硬逞强，会叫我搭把手；我腰疼，她就把比较轻的活先接过去。中午休息，她拿湿毛巾擦脸，脸上总沾着灰，只有眼睛还亮。
有次我脚下一滑，膝盖磕在砖堆上。她扔下手里的铁锹跑过来，先扶我坐下，又从自己的饭盒里翻出一小瓶碘酒。
“别动，伤口进灰了。”她蹲在我面前，低头给我擦药。
我看着她头顶沾着的白灰，忽然觉得这间工地上到处是机器声、喊声和尘土，只有那会儿，周围像安静了些。
“你也别光顾着照顾别人。”我说。
她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我有分寸。”
晚上回屋，我们仍旧各睡各的。那块帆布一直挂着，桌上摆着两个搪瓷杯。她的杯子边沿缺了一小块，我有次想给她换一个，她却说还能用。
“你总觉得欠别人点什么。”她说。
“我没有。”
“你有。别人递你个馒头，你要还两块钱；别人帮你擦药，你恨不得明天把一箱药买回来。”
我被她说得没话。离婚后，我一直觉得欠前妻，也觉得欠女儿。女儿跟着她妈妈生活，我每月按时寄生活费，却很少打电话。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周琴知道这事。某个晚上，她听见我在门外接女儿电话，等我进屋才问：“她最近好吗？”
“还行。说学校挺忙。”
“你想她，就多打几个电话。钱不是话。”
我坐在床边，半晌才说：“我怕她觉得我烦。”
周琴没接话，只把桌上的热水壶推近一点。那晚，我给女儿发了条消息，问她周末有没有空。她回得不快，但也没拒绝。
日子过得很快。到了第二周，工地下了场雨，屋顶有一处漏水。周琴半夜被滴水声吵醒，披衣起来找盆。我跟着她挪桌子，盆接住水后，我们才发现，两个人都被淋湿了半边肩。
她抬手擦脸，忽然笑出声。
“搭伙过日子，连屋顶漏水都得一起操心。”
“等工程结束，就不用操心这个了。”
她的笑慢慢收了回去：“工程结束以后呢？”
我没回答。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落在我们之间。此后几天，我们还是一起上工、一起吃饭，晚上也还是住同一间屋，可谁都没再提工程结束之后。
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意她，是一个休息日的晚上。
那天工地提前收工。我去食堂打了两份面，回屋时，周琴正坐在床边给女儿打电话。电话那头似乎在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她只说：“等这边工程结束，我就回。”
挂断后，她把手机放在枕边。
“孩子不放心你住工地？”我问。
“她知道我在哪儿，也知道屋里有你。”她看着我，“她问我们是不是在一起。”
我手里的饭盒顿了一下：“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是工友，白天干活，晚上住一个屋，各过各的。”
她把“各过各的”说得特别清楚，像是在提醒我，也像是在提醒自己。
我坐下来，打开饭盒。热气散出来，我却没什么胃口。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你不愿意，明天我就去申请换房。”
“我没说不愿意。”
“那你刚才……”
“我只是怕你把搭伙当成别的意思。”她声音不重，却让我抬不起头，“我一个人带孩子，不想再听谁说我靠着谁过日子。”
我放下筷子：“我不会逼你。”
“我知道。”她轻轻吐了口气，“可我也不想骗自己。你在这儿，我心里踏实。你不在，我也能过。”
这不是答应什么，也不是拒绝我。可我第一次听见她把自己的需要说出来，没有把它藏进“凑合”两个字里。
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头说最多再干十天。那阵子，我开始有意避着她。白天照样搭手，晚上却尽量早早躺下，怕自己把一段临时的相处误当成以后。
周琴看出来了。
一天夜里，她洗完衣服回来，见我坐在床边收拾东西，便问：“你准备搬出去？”
“工程快结束了，早点习惯也好。”
“你是想好了，还是怕别人说？”
我没回答。
她把湿衣服挂在屋角，转身看着我：“我不需要你替我做决定。想走，就把理由说清楚；想留下，也别拿工程当借口。”
我望着那块帆布。它挂了半个月，边角被风吹得起了毛。我突然明白，我不是怕别人说，也不是舍不得一张床。我怕工程结束后，她回到原来的生活里，而我又变回那个只会寄钱、不敢靠近女儿的人。
“我想继续跟你来往。”我说，“不是因为一个屋，也不是因为工地上方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停在这里。”
周琴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衣服挂好，走到帆布前，伸手摸了摸边缘。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以后怎么样。”她说，“但工程结束后，我愿意和你吃顿饭。不是食堂，也不叫搭伙。”
我点头：“好。”
她看了我一眼：“还有，别把这当成我欠你的。”
“不会。”
“也别因为我一个人，就觉得我需要你来救。”
“我知道。”
她把帆布一角解下来，叠好放在桌上。那一晚，我们仍然各睡各的，但中间没有再挂布。
最后一天收工时，天已经擦黑。工头把工钱结给我们，工人们拖着行李往外走。周琴把自己的包拎到门口，站在那间住了半个多月的屋里看了一圈。
“走吧。”她说。
我把两个搪瓷杯装进袋子。缺口的那个是她的，她伸手拿过去，装进自己的包里。
出工地后，我们各自坐车。临上车前，我问她：“明晚有空吗？”
她看了我几秒：“有。你别买食堂那种大份面，吃不完。”
我笑了：“那我少买一份？”
“买两份小的。”
工程结束，我们没有再住一个屋，也没有把那段日子说成什么承诺。可第二天晚上，我们真的坐在一张桌子两边吃饭。她说起女儿，我说起自己准备再给女儿打电话。
后来我才懂，那半个月里，我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个屋，并不是谁依靠谁。只是两个吃过生活苦头的人，在工程结束之前，暂时把日子搭在了一起。
工程结束了，那间屋也空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把那份踏实留在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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