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严晓星“兄”，是我新近认识的一位师友，近期交流颇多。他长我12岁，古称十二年为一纪、三十年为一世，“十二年殆半世矣”，他其实已经是我的上一辈人，最低限度也在“亦师亦友”之间。但他认为“书友”交往就应该是没大没小的一律平等，德者为先，不序齿爵，他自己称呼好些前辈也多是“兄”而已，为此还被友人嘲笑过，现在也坚持不让我称“老师”。这种不拘俗套脱略行迹的为人格调，以及颇似阿难尊者以平等心应供的处世法，很投我的脾胃，咱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自此“吾得兄事之”了。尽管在我的内心深处，无论哪个方面，他都应该是我的“老师”。
严“兄”1975年生人，但他出道甚早，约莫二十年前，我这么一个边鄙小镇青年，就听过他的大名了。他的书，除了古琴之外，那些读书随笔集、金庸研究之类，我此前都一一读过。他说早期曾混迹天涯闲闲书话，待报上名号，原来就是著名的“江东子弟”，如此说来，我读他文字的时间还要更久远得多。自不必说什么“久仰久仰”“识面为荣”的客套话，但我深知这是位才学洽闻之士，他俯然肯下问于我这么一个市井小人物，我已经有点忐忑了。9月1日，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说“关注兄的公号有一阵了”，“大作的一大特色，就是锋芒横扫，千军辟易”，且最近恰好要到武汉，是否能聊一聊甚至见见面云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若非太不礼貌，还想着略过就行，避免攀附之嫌。就本心来说，我是雅不愿与当今任何“名人”接触的，他们习惯了别人跟风吹捧，找我辈小人物的目的也无非要时时听些彩虹屁，勒索免费便宜的情绪价值，偶尔扔点小骨头，我不愿干这种营生，应伯爵牛浦郎这种角色胜任者又何其多也，无所谓少我一个，而且日后倘要讥讽一两句，还不好意思上了，完全得不偿失。我对方今名公名媛本身也没啥滤镜，总觉得能在浊世里混能出名的人，反倒多是品格不好的佞人与狠人，未必比我这中曳尾涂中之人干净多少。严“兄”妙在丝毫没有这种气味，我说他是“名人”，他还觉得好笑，自言怎么“这就成名人了！”他回说，“这个世界真读书人其实也不多的，正当互相珍惜”，我觉得他是视任何人都如“朋友”的，尽管对于老辈的辛丰年、俞汝捷这些老先生，他明显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对当下那些“名人”朋友也不吝夸赞。谈及已故的辛公，他认真说的一句话让我都很动容，“他是我很尊敬的人，经常希望自己能有他十分之一的真诚与正直”。
可坦白说，我辈这种混迹自媒体的“小编”，确实是有些自惭形愧的，“不配得感”还很强烈，仿黄梨洲的文句就是“余岭东之野人也，气质鲁莽”，岂真有清高到“见大人则藐之”的自信，还是颇怵那些“真名公”的。话说鄙人为挣点碎银子，平日写这些网文，确实多会考虑到流量因素，而且为了内容有趣，总爱搬弄点八卦与翻案文章，自忖又不是C刊发学术论文，无非游戏文字，“予尝为汝妄言之，汝以妄听之”，闲来开个小玩笑，博大家展颜一乐而已，否则写出来没人看，自己搁那孤芳自赏，天下之大粉丝可能就是自家老婆孩子，这种东西再高大上，我也不晓得有什么意义。但咱这些当下“自媒体小编”，有类过去上海滩的“小报文人”，也着实是不免让正人君子、名流教授们侧目的，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不上台面，黄侃大师当年就在日记里指斥“钩沉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而今人心慕古世风日上，道德卫士们似乎连带着写这些东西的作者也要除恶务尽的。这其实是本土斯文圈的一个鄙视链传统。想数十年前，唐大郎专在沪上小报写无关痛痒的风月八卦，尽管水准都写到那个份上了，可依然让正统文人鄙视，不仅不屑与之往来，甚至听说“朋友”要同赴饭局，都要或厉声呵斥，或追上阻止，不受待见到了如此地步，而唐的文集直至死后40年乃得行世，正坐此故。我不过一介小人物，自然不觉得有什么，除了感慨一句“甚矣小人之可畏也”外，只会觉得自己好笑，这些“正派人士”更好笑。而严晓星“兄”身为知识界名流（虽然这种定位他可能会很反感），却完全不在意这些，肯“折节”主动找我聊一聊，还那么坦诚布公，直言无隐，毫不设防，我心中是有感动的。后面聊多了，我甚至感觉他的处境似乎也与我有些类似：我的原罪是“自媒体小编”，虽从未祸害武林,却也被名门正派贬为邪端,不齿于江湖“正道人士”；而他作为知识界久负盛誉的名刊《掌故》的主编，按理这个位置得是德高望重的名宿出任，明显在文林算号人物了，但他似乎一路上也备尝辛苦又有口难言。我是“穷斯滥矣”尚有自知之明，他则是一心“想干事”可总是暗礁险滩荆棘载途。前日聊天，他还突然感叹，此生因为说真话、干好事情，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具体情况他没有再深谈下去，但能听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很黯然的。我想跟他说韩退之的那句名言，“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与忌二者，从来都是毁之所由来也，早就说透了人性，可终究没有说出口。人生在世，於人无所忤，那本就是不可能的，何必多说呢？
我自己的理解，他愿意主动结识我，颇有点“救风尘”的意思。稍微熟悉之后，他很认真对我说，我的写的那些东西，底色是“很知识分子气”的，并不“下流”，他还颇欣赏这种直来直去又委曲婉转的笔法文风，但最可惜“很多说到点上了，可总是又打偏了”，终究差了一点东西，所以应该找我聊一聊，言下之意似乎是怕我茫茫然瞎走踏上歧路，而他难忍坐视。而在此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严兄应该是很严肃正经，不苟言笑的那种读书人，好比止庵扬之水，任何场合的网照都是一脸肃穆，写什么说什么都是谠言正论，哪知完全不是如此，甚至截然相反。可以说，在他之前，我还从未接触过这样一种人，而且还是所谓的“文化名人”，是如此的真性情，如此的真诚待人，对人毫无戒备心，而且如此能言善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加上微信到现在不过半月，他给我发过三次语音，每次一聊都在一个小时以上，两三小时是常态，只要一张口，毫不夸张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前晚他本来有事找我，三言两语的事，可不经意间扯到了他尊敬的研究对象査阜西先生，他居然直说到凌晨三点还毫无倦意，我是实在招架不住了，赶紧喊停。我觉得他是个奇人，直观感觉他精力特别充沛，似乎胡适之一般不用睡觉的，记忆力尤其惊人，谈话中涉及到书中某句话、某人说过的某句话，他都可以引号式复述出来，他自己也说过去“年轻时”与人交谈，无论说上多久，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复盘出来。我想，这似乎是多数“文化名人”们共有的特异本领，是可羡可佩不可及的。他由于成名早，又古道热肠，喜欢结交朋友，尽管常年辟居“江东”小城，可似乎认识甚多知识圈名人，而且多有过很深的交往，看得旧书秘辛又多，藏了一肚子的历史故事，随口道来便是独家“掌故”，都是比“万象”连载更过瘾的“世说”，让我听着目瞪口呆，腹中翻转，但他自己还没写出来，那我这旁听者就只能憋在肚子里、记在日记中，看老来能否也攘夺写本“人物琐忆”了。与此相关的，是他的脾性，那是罕见的真性情，似乎是真正的“事无不可对人言”，心中所思所想一字一句仿佛都不想藏着掖着。不夸张地说，如此襟怀坦白之人，我生平还从未见过，以至于他说的一些家常，以及指斥当下的一些荒诞现象，我听来都是震惊的，心想“这是我能听的么？”他说，他平日与人交往，素来如此，往往直言不讳，有什么看不惯的都是脱口而出，以至于得罪人不少。我心想，这哪是“得罪人”而已，这样的人能在人手一部《厚黑学》的斯文圈存活下来，而且居然还活得好好的，只能说是一个奇迹。我最近翻看孙次舟的资料，就发现他这样“不满于当代，到处讪谤时贤”的名士做派，就无法见容于圈内，结果路越走越窄，最终被迫销声匿迹的，尽管他批评的对象还是素以宽宏大量著称的傅斯年顾颉刚诸公。严晓星，无疑是个真人，也是个奇人，更是个好人，这是我的判断。这篇文字他本人大概率也会刷到，我也无意在这发面谀之词，这些都是我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也未必乐意看到我写这些。
严“兄”对我这么不见外，似乎什么话都能倒，自然也不是看重我什么。他只是很平等与我交流看法，并且问什么就直白地回什么，他似乎觉得这是“与朋友交”的必需原则，我这种至多只是“事事有回应”，他说的那些古今学林掌故、文坛八卦，以及多数书名人名，我还不至于太陌生，应和足资谈助，是谓之“雨窗忽有高谈兴，筮叟医翁亦可呼”，仅此而已。至于他的那种健谈，差不多已经到了“话痨”的地步，应该也是智商高、反应快、思绪纷杂的反映，好比胡适之半夜三更想到什么都能摇人聊天，而我这小人物又恰好客串了一把深夜“亦未寝”的张怀民。江南有一位师长也与严兄熟络，偶然谈及此事，他说“严晓星就是这样子的，每次给我打电话也是动不动个把小时”，为此他还戏谑地作了一对子，“严晓星一点也不小心；白谦慎各书皆无签剩”，让人忍俊不禁。这种人似乎也是天赋异禀，永远不知疲倦。我没问他每天休息多少时间，但他不过50岁，却写了这么多书，干了这么多事，说了这么多话，联络过这么多人，要像我这般“无事可做只得慵眠”，那是绝无可能的。据其言谈，我听得出来，他一心只想做事，做有意义的事，别的都不会去考虑，人情世故之类不屑为之，功名利禄之念亦从不在心中，他说目前自己手头更有20多部书稿同时在写，计划中的“査阜西年谱长编”得有个百万字。他这么说，我都怀疑他不是个正常人。但我也知道他并无一句虚言。跟他闲聊时，我也忍不住感叹说，您不过长我几岁，却做了这么多事，社会事务还如此丛脞，居然还能读这么多书，我读过的您全部都读过，而您搞得古琴之类冷门，我却一无所知，要知道我不过一个“自了汉”，几乎空余都在看书了啊，真是不知您怎么做到的。他回答的也很巧妙，呵呵一笑，说“可能恰好多你那几年我正在勤奋读书啊”！我只与严“兄”通话几个小时，也能直观感受到，他真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与那些“文化达人”不同，忙并没有让他放下书本，放弃本业，他的自我定位，依然是个“读书人”。我感觉他似乎什么书都读了，问什么都是如响斯应，非常神奇。他比我预想的健谈得多，繁忙得多，也博学得多。古语说，“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严晓星这个“星”，真有点当代“武库”的程度了。
他这么一个大忙人，愿意跟我这么瞎三话四地扯闲篇，他即便不明说，我也能知道他有“提携”之意，只不过这种“提携”未必是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帮忙，督促我走上“正道”也是一种提携，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他自己也说，他对当今某些名人是嗤之以鼻的，这些人要么才情过于所闻，要么就是德薄遭时窃位，委实不值一提，但他对那些沉迹寒微之人，尤其是那些才情潇洒却苦乏济援的年轻人，是总想着拉一把的。正是由着这个话题，他谈及自己创办的“以书代刊”的《掌故》。我说，《掌故》无疑是当今读书类读物中的“头牌”，水准是最顶尖的，作者群也绝对极一时之选，但明显不是每一篇都好，几乎每一期都有两三篇是敷衍之作。他没有回避，很诚恳地说了一些为难之处，无非与人情有关，这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接着他说，《掌故》每一期都有两位的稿子必用，一个是“胡老”，另一则是“小宋”，原因除了认可他们的实力，且需要借助这两位给《掌故》奠定“基本面目”之外，还有这么一层考量：“胡老”固是名宿，但他平日报屁股文章写多了，需要多逼拶他出真正的“精品”，而“小宋”则是“年轻人”，需要多给他们平台，替他们张罗，此前贤所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也是他的职责。接着，他还说了《掌故》提了三点用稿原则：“在稿子挤不下的情况之下”，一是亲近的人要让相对疏远的人，二是年轻的人要让年长的人，三是旧作者要让新作者，我听了非常有意思，也很感慨，更凛然多了一些敬意。他这“三原则”，应该从未有人说过，但他一说我也当下领悟到了。第一条，就是“举贤避亲”，避免刊物沦为私人营地；第二条，明显是因为掌故类刊物，主打一个“草野逖闻，裨于史事”，不只是消遣求趣味而已，更当存“以小见大，由人见史，透事见人”的深意，而亲历亲闻的文化老人是其中最重要的遗产，他们这些耆旧长老们，不仅最具这份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甚至随时都可能成为“录鬼簿”中人，尽力发掘并优先发表他们的文章，就有了“与时间赛跑”与“抢救史料”的意味，而最后一条其实就是他前面讲的志在“栽培新人”，他自己这些“老一辈”得“甘做人梯”。他说，《掌故》一直是拒了很多“名流”稿的，他顶住了很多压力，一心只用“好稿”。我说《掌故》的用稿原则，其实就是老子所谓的“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他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我说，这三条原则既用心良苦，且堪作当下同人刊物、同类刊物的“普遍方针”，就为了这个我也应该写一篇文字广而告之，他起初不同意，觉得有标榜之嫌，我透过手机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
但他也说，《掌故》虽不明说，但也有两类人的稿是不用的。一种是“名家”敷衍之作，人家自以为是给你“撑门面”，实际是在拉低刊物层次，他是要坚决毙掉的，为此还让某些“前辈”切齿痛恨过，但从不后悔；还有一种，则是“名声已坏”的人，那些有过抄袭丑闻的，亦或者阉然媚世之流，即便文章再好，他也是要顶住不用的。他似乎怕我误解“党同伐异”，还特意点了几个人名。我还开玩笑说理解，当年黄宗羲编写《明儒学案》，意在“纲纪庶品，网罗天下之逸民”，却偏偏只字不提晚清最重要的人物李贽，最根本原因说白了，就是站在黄梨洲的立场上，李贽其人压根就是他所唾弃的，严老师听了哈哈一笑。不过，话锋一转，他也坦然说到，他固然有“瞧不上”的作者，但作者中也有“瞧不上”《掌故》的。譬如有一位作者，文章格调也很适合《掌故》，他热诚去约稿，人家却不置可否，后来才知道是嫌“《掌故》稿酬太低”，虽无可奈何，也只好一笑置之。他说，《掌故》别看搞得风风火火，其实不怎么挣钱，他几乎每一期都在“白干”，自然也无法给作者多发稿费。他这番话，我在黑夜中听来，心情也不太好受。譬如有一位作者，文章格调也很适合《掌故》，他热诚去约稿，人家却不置可否，后来才知道是嫌“《掌故》稿酬太低”，虽无可奈何，也只好一笑置之。
网络照片中的严晓星
想起前些年看的《罗孚友朋书札》，其中一封信出自沪上名报人柯灵之手。晚年的柯灵，表面上风光得意，实际“生计越来越困顿”，有朋自远方来，连“招待到市楼一饭也自惭无力”，不得已还要央求好友罗孚在外代为卖画，“改善暮年生活”。末了，柯公还感慨说，当下“文士贬价，我现在的月入已低于电影局的门卫”云云，真是惨不忍闻。想以《掌故》这样的江湖地位，还无法给作者高酬，而卖文者即便都是“名家”了，则还要拳拳然指望那点润笔费，处境也是差可拟的。现如今“读书人的事”，照样都已到了如斯地步了，难道结尾不该来一句“呜呼！可哀也已”么？
2026.9.29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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