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敲开《桥头胡街道志》编纂办公室的门，见到了副主编安宗光老师。一坐下我就忍不住追问：“老师，咱们这部志书里，能不能把我村里一位叫吴梅溪的地下党员写进去？他1932年5月在国民革命军83师247旅当参谋时发动起义失败，被枪决在浙江海盐。这样的人，够不够资格入志？”安老师和其他几位编辑几乎是异口同声：“可以，只要有材料佐证。”
我赶紧说，材料原本是有的。吴梅溪当年把一箱文件资料用铜锁锁好，存放在我家阁楼上，临走前叮嘱我爷爷奶奶：“如果我回不来，等新政府成立后有人找来，就把这箱东西交给新政府。”可这一等就是几十年，始终没人来接洽。直到文革抄家，父母作主，让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亲手把那箱子一页一页扔进灶坑烧了。书箱里原本还有一枚蜡石印章，刻着竖行篆书“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浙江省委员会印”。文革期间，我还跟母亲去找村里最有文化的会计吴钱昌，让他把印章上的繁体字，用简体字抄了一份。吴钱昌当时一再嘱咐母亲要保管好印章，可后来印章还是被我们这群小孩当玩具弄丢了！1985年老房子翻建前，阁楼稻桶里还有三把草鞋耙及刻字钢板、活字和印刷用品，因为不知道他的重要性房子翻建时被毁灭怠尽。
吴梅溪当年常以哥哥吴深湖做生意为掩护，在桥头胡的泰丰米行和峡山家中开地下党会议。有一年清明节，他又借回乡祭祖的名义，以国民革命军军官身份带着一队人骑马穿过桥头胡老街，到龙潭村叔父吴兴礼家里开会，这件事在村里传了很多年。
那阵子我几乎天天往编纂办跑，翻来覆去地讲吴梅溪的各种旧事，可就是拿不出实证材料。编辑们也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唯一能查到的，只有童子俊《我的回忆》里提到吴梅溪1926年在正学高小参加过消夏社，凭这个根本入不了桥头胡街道志。直到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跑去找编辑们，说上海有位叫周俊的网友帮我查到了：浙江省档案馆里存着一张吴梅溪的照片。编辑们都鼓励我去省档案馆一趟，看看卷宗里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2024年12月13日，我终于和吴君平兄一起动身去省城。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编纂办的老师们汇报：“昨天我去了省档案馆，查到这张照片是出自一本‘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期军官训练班’的同学录，总共三个支队一百多人，里面只有照片和通讯地址，但有个信息很关键——当年第一师的党代表是周恩来，第一支队党代表是叶剑英，吴梅溪就在第一支队，培训班是1925年3月办的。”这一发现，让吴梅溪的身份验证往前迈了一大步。
这时，坐在安宗光老师旁边的副主编王银华老师突然抬头问：“吴老师，你是龙潭村人？”“对啊！怎么了？我不光是龙潭人，还当过原龙潭村的村书记，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不可能瞎编。”我有点急了，连忙解释。王老师摆摆手：“我不是怀疑你。我记得宁海县临时县委扩大会议就是在你们龙潭村开的，宁海县委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正式成立的。”
这话像一把火，把我一下子点着了：“王老师，你怎么知道的？那次会会不会就是清明祭祖作掩护的那次？我们只知道吴梅溪回来开过会，根本不知道开的什么会啊！”王老师皱着眉想了半天，摇摇头：“我在哪里看到过，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王老师，你可得好好想想，把这段历史挖出来，也告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前辈啊。”我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从那以后，我更勤快地往编纂办跑，三番五次追问王老师想起出处没有。王老师年过七旬，一辈子看过的资料数不胜数，哪能一下子记起具体哪本书。实在经不住我天天软磨硬泡，有一天他终于像是想起什么，说了一句：“好像是在党史资料里？”
我“噌”地站起来，几步走到旁边的书架前，“啪啪啪”抽出好几本不同时期的宁海县党史资料。“老师，这些能借我看看吗？”没等他回答，我已经站在桌边一页页翻起来。那么多书，竟然第一时间就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宁海县历史》第一卷48页找到了条目：“省委龙大道来宁海召集几个重要同志在龙潭开会，批评过去工作的错误，讨论以后工作计划，组建宁海县委，并作出决议。”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宁海历史大事记》14页、《红色记忆》28页、《宁海百年百事》31页都查到了龙潭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组建宁海县委的相关记载。
这个发现像打了针兴奋剂，中午饭点到了我还趴在桌上翻书，一本本做记号、拍照片，老师们催了好几回，我才恋恋不舍地抱着几本没看完的党史回了办公室。后来我又在《宁海县军事志》里查到1928年3月15日中共宁海县临时县委扩大会议的记录，最后在宁海县档案馆找到了原件，会议时间正好与祖辈口口相传的吴梅溪以国民革命军军官身份作掩护，清明节回乡祭祖开会时间吻合。
如今，这段埋没近百年的历史，终于清清楚楚地写入2025版《桥头胡街道志》。至于大革命时期隐蔽战线的吴梅溪真实身份材料，我还会竭尽全力继续寻找。我始终相信，革命前辈的足迹，不会被岁月掩埋，也不会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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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云飞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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