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刘伯承、邓小平面对的并不是一张空白地图，而是一片仍由国民党军控制、山川纵横且派系复杂的广大区域。此时，国民党军政人员正向西南收缩，蒋介石试图凭借云贵川的地形继续周旋。
这个任务交给谁，并不能只看部队人数。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后，人民解放军几大野战军虽然都能作战，但各自承担的方向不同。三野兵力较多，却未必适合抽调主力远征西南；四野实力最强，也有自己的硬仗要打；真正与西南地理、政治环境相匹配的，恰恰是二野。
先看当时的战略格局。渡江战役发生在1949年4月，南京于4月23日解放，上海于5月27日解放。三野在华东战场连续作战，部队虽气势正盛，却不能一走了之。南京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要政治中心，上海则是全国经济和金融重镇，江浙地区还需要大量部队维持秩序、接管城市、肃清残余力量。
陈毅留在上海主持工作，三野第七兵团担负浙江方向任务，第八、第九兵团等部队分别承担淞沪、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务，第十兵团则向福建推进。三野的任务，已经从大兵团决战转向接管城市、稳定东南、继续向沿海推进，抽调大部队深入西南，显然会牵动整个华东布局。
更重要的是，三野刚经历长期高强度作战。粟裕是三野实际指挥者之一，长期处在前线，身体状况并不理想。战役指挥需要人，地方接管同样需要人。若把三野主力直接投入西南，华东新解放区的防务和建设都会受到影响。
四野也不能抽身。1949年秋，白崇禧集团仍盘踞在华中和广西一带，部队建制相对完整，机动能力较强。白崇禧熟悉桂湘鄂地区地形，又善于经营防线，绝不是一支可以轻易忽视的力量。四野必须继续南下，解决华中、华南方向的敌军，不能为了西南而放弃眼前的战略要地。
有意思的是，西南国民党军看起来兵力不少，内部却并不铁板一块。蒋介石嫡系、地方实力派和起义倾向部队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如何让对方分化，减少城市和军队的破坏，往往比单纯消灭多少部队更重要。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邓小平是四川广安人。两人不仅熟悉西南，也了解地方军政关系。邓小平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善于争取和团结各方面力量；刘伯承则以用兵严谨、判断准确著称。由他们主持西南战事，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能够较好衔接。
邓小平曾对部队强调，进军西南不能只盯着歼敌，还要尽量保护城市和百姓。对一些地方部队，应当区别对待，争取改编或起义。后来，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卢汉等地方势力先后选择起义或接受改编，客观上减少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也使四川、云南等地的接管能够较快展开。
地形因素同样不能忽略。云贵川多山，交通条件复杂，平原地区形成的作战经验不能简单照搬。二野曾在挺进大别山期间，长期处于远离后方、依托山区作战的状态，部队经受过复杂地形、艰苦补给和连续机动作战的考验。
有人担心二野兵力不足。渡江以后，二野主力规模确实不如三野，部分部队还被调往其他方向。但战略部署从来不是让一支部队孤军承担全部压力。进军西南期间，四野部分部队从湖北方向配合，贺龙率第十八兵团由汉中一带南下，形成多路推进的态势。
刘伯承曾问身边干部：“西南这盘棋，最要紧的是什么？”对方回答：“打进去。”刘伯承摇头说：“还要站得住。”这句话虽是战地工作中的概括，却点出了西南战事的难处：既要突破防线，也要迅速建立新的政权和秩序。
1949年11月，二野主力由湘西、川东等方向展开进攻，人民解放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防线。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成都战役则在12月展开。12月下旬，国民党军在成都地区大部瓦解，四川战局基本结束。云南方面，卢汉于12月9日宣布起义，西南战事由此进一步转入接管和整编。
这场行动并非单靠二野完成，而是多个方向协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共同作用的结果。二野承担主攻，是因为它既有合适的指挥班子，也有山区作战经历，还能把地方关系、部队争取和大兵团行动结合起来。三野兵力更强，却被华东与东南任务牵制；四野战斗力雄厚，却必须解决华中、华南方向的敌军。
到1950年初，西南主要地区相继获得解放，国民党军大批部队被歼灭、改编或起义。二野这支兵力并非最多的部队，完成的却是一场牵动军政全局的远征。它的关键，不在于单纯比较谁的枪更多，而在于谁最适合承担这场复杂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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