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麻城西北一处村落，陈再道率部经过时，顺路走进舅舅家。屋里的舅母正在吃饭，听见门外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几名身穿军装、佩带武器的人正朝院里走来。她脸色一变，赶紧放下碗筷，背贴墙根站住，连大气也不敢出。
她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
这并不奇怪。陈再道离开家乡，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舅母记忆里的外甥，还是那个穿着旧衣、在村巷里奔跑的孩子；而此时站在她面前的，已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名重要指挥员，身边还有警卫人员，气势自然不同于普通乡亲。
陈再道没有马上表明身份。他知道，鄂豫皖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百姓见到成队的军人，心里难免紧张。于是，他先问起一个名字：“燕儿，还没有消息吗？”
“燕儿”是舅母儿子的乳名。这个孩子后来参加了红军，陈再道在川陕根据地时还曾见过他，只是此后便失去了联系。一个小名，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
舅母盯着来人看了许久，终于认出了外甥。她声音发颤：“你好不容易活着，真回来了！”说着，眼泪便落了下来。她告诉陈再道，这些年家里接连遭难，儿子下落不明，丈夫也已经去世，日子全靠苦熬。
陈再道听完，只能先安慰老人：“不要难过，部队已经打回来了，好日子会有的。”这句话并不是客套。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火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也让许多离乡多年的将士有机会接近故土。
不过，对陈再道而言，所谓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父母、姐姐和叔叔，都已先后离世。童年留给他的，不是完整的家庭，而是一段被贫困和疾病反复挤压的生活。
他出生在麻城程家冲一带，家中原本希望他读几年书，将来能识文断字。可私塾里的学习既无法改变家境，也不能减轻家里的劳作负担。读了两年左右，他便不再去了。
九岁那年，姐姐因病无钱医治，早早离开人世。母亲患上痨病，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不能下地干活。年幼的陈再道不懂病情有多严重，只知道母亲需要照料，便挑柴去卖，换些油条、饼子带回家。
十一岁时，母亲也去世了。短短几年，一个原本有五口人的家庭，只剩下他和叔叔相依为命。后来叔叔也离开人世，少年陈再道彻底成了孤身一人。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传到麻城。17岁那年，他参加革命，开始走上与旧日生活完全不同的道路。对一个失去家庭依靠的年轻人来说，参加革命既是理想选择，也是一条能够改变命运、寻找新生活的道路。
此后的岁月里，他经历鄂豫皖斗争，转战川陕，又抵达陕北，后来参加创建和发展晋冀鲁豫野战军。战争把他从一个乡村少年磨炼成军队指挥员，也让他与故乡之间隔着越来越长的距离。
有意思的是，陈再道记得舅舅家的位置，舅母却认不出他了。一个人始终保存着旧日亲情，另一个人则被长期动荡和生存压力改变了判断。那短暂的迟疑，恰恰说明战争给普通家庭留下的痕迹，比地图上的进退更深。
村里的乡亲听说来人是过去的红军，陆续围了过来。有人认出了陈再道，也有人只是远远打量。对他们而言，这支队伍不只是路过的军队，更像是多年以前离开的亲人和希望重新出现。
陈再道没有久留。大别山局势仍然紧张，部队立足未稳，后面还有不少硬仗要打。舅母想让他回家看看，可他的家已经没有可以迎接他的人了。他只能说，等以后有机会再来。
战争年代，许多“回乡”并不等于真正回到家中。有的人见到了亲人，有的人只找到旧屋和荒坟，还有的人连一处可以凭吊的地方都没有。陈再道直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承担地方接管和建设任务，才有条件回到麻城，祭奠那些早已离去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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