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开超市，中秋给黑人员工一人发一桶油一盒月饼他们的反应|卡鲁|姆巴|月饼|约瑟夫|花楹|超市

第一章卢萨卡的月亮

赞比亚的九月，干热的风从卡富埃河方向吹过来，带着红土和柴油混合的气味。超市门口那棵巨大的蓝花楹还没到盛花期，枝头挂着稀稀拉拉的紫色花串，像谁随手撒上去的。我蹲在台阶上抽烟，看着远处几个头顶塑料桶的女人走过，桶里装着水，走得很稳，脖子几乎不动。

这是我在卢萨卡开超市的第四年。

超市叫“陈记百货”，开在卡布隆加路旁边的一条巷子里。铺面不大，两间门脸打通，左边卖粮油副食，右边卖五金日杂。货架是本地木匠用松木打的，刷了白漆，边角已经磕得露出木头原色。收银台后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日历，上面印着穿旗袍的女人和一座我认不出的南方小城。日历翻到九月，中秋那页折了个角。

员工一共五个。收银员阿玛拉，三十出头，单亲妈妈，女儿叫露西，六岁。理货员卡鲁，二十二岁，瘦得像根竹竿，干活时总戴着耳机，耳机线从领口垂下来，走路带风。保安老约瑟夫，六十多岁，前政府军退伍兵，左腿有点跛，但腰板挺得比谁都直。还有两个搬运工，一个叫姆巴，一个叫奇沙，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话不多，力气大。

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是每月一千二百克瓦查，按当地标准不算低。但人心这东西，在哪儿都一样，你给得再多，他们也有自己的计较。卡鲁就跟我提过两次，说隔壁印度人开的超市给员工管一顿午饭。我说那你也去印度人那儿干。他就笑，露出白牙，说老板你这里自由。

自由。我琢磨这个词，大概意思是没人盯着他们干活。

中秋节前两天，我开车去中国城买月饼。中国城在卢萨卡东边，是几个福建人搞起来的，里面什么都有，老干妈、康师傅、冻水饺，甚至还有卖纸钱和香烛的。月饼摆在最里面那家店的冰柜上面，铁盒子，红底金字，一盒四块，折合人民币一百多。我买了六盒，又去隔壁粮油店买了六桶五升装的食用油。金龙鱼的，标签上印着穿红衣服的胖娃娃。

老板问我买这么多油干什么。我说发员工。他愣了一下，说中秋发油？我说嗯，国内单位都这么发。他笑了，说你在非洲待久了，脑子待傻了。黑人哪懂这个。

我没接话。付了钱，把东西搬上车。后备箱里六桶油码在一起，油面晃荡着，映出中国城门口那面褪色的国旗。我心里其实也没底。去年端午，我给他们一人发了两个粽子，阿玛拉咬了一口就吐出来，说这东西黏得像鼻涕。卡鲁把粽叶拆开，研究里面那团糯米研究了半天，问我是不是中国版的西玛。西玛是当地主食，用白玉米面熬的，稠得像浆糊。我解释了半天，他们也没搞明白屈原是谁。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是第四年。四年，够一个人把另一个地方当成半个家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中秋那天早上，我比平时早到了半小时。把月饼和油从后备箱搬出来，在收银台旁边码好。阿玛拉第一个到，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编成细细的辫子，用一根红绳扎着。她看见那堆东西，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走过来，低头看那盒月饼。盒子上画着嫦娥，裙带飘飘，怀里抱着一只白兔。

“这是什么？”她问。

“月饼。中国节日吃的。”

“月饼。”她重复了一遍，发音很生硬，像在嚼一块没煮烂的肉。然后她指了指油，“这个我认识。油。”

“对，一桶油，一盒月饼。一人一份。”

她站在那里没动，眼睛在月饼和油之间来回看。我以为她会问为什么，或者会说谢谢。但她只是点了点头，走到收银台后面，把包塞进抽屉里，然后开始擦台面。抹布在玻璃上画着圈，发出吱吱的声音。

卡鲁是第二个到的。他骑着一辆二手的本田摩托，排气管声音大得像放炮。进门看见那堆东西，帽子都没摘就凑过来，拿起一盒月饼翻来覆去地看。

“老板，这是什么？”

“月饼。中秋节的。”

“月饼。”他念了一遍，然后指指油，“油我知道。这个月饼，是吃的？”

“吃的。”

“里面是什么？”

“莲蓉，蛋黄。”

他眼睛亮了一下。“蛋黄？鸡蛋？”

“咸鸭蛋。”

他皱了皱眉，把盒子放回去。“咸的？甜的？”

“甜的。莲蓉是甜的。”

他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老板，这个能换成钱吗？”

我看着他。他表情很认真，不像开玩笑。手指还在月饼盒子上敲着，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我说不能换，这是福利。他就哦了一声，把盒子拎起来，又拎起那桶油，走到自己平时放包的角落，把东西塞进一个纸箱里。纸箱上印着“MAGGI”字样，是装酱油的。

老约瑟夫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后面的小办公室里泡茶了。听见他跛脚走路的节奏，一下重一下轻，从门口一直响到收银台。我端着茶杯出来，看见他站在那堆东西前面，背对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西装，袖口磨得发亮，但领子翻得整整齐齐。

他听见我的脚步声，转过身来。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睛很深。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堆东西，然后说：“老板，今天是你们的节日？”

“中秋节。”

“中秋。”他发音很准，比阿玛拉和卡鲁都准。“月亮最圆的那天。”

我有点意外。他说他知道，以前在军队里有个中国教官，讲过。那个教官教他们修枪，走的时候送了他一块上海牌手表。手表早就坏了，但他还留着。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然后他问：“这个油，是给我一个人的？”

“一人一桶。月饼一人一盒。”

他点点头，弯腰拎起一桶油，又拿起一盒月饼。动作很慢，很稳。油桶在他手里显得很轻。他看了我一眼，说：“谢谢。”然后拎着东西走到门口，放在他那把藤椅旁边。坐下，开始擦他的警棍。那根警棍是根硬木棍，他每天擦，擦得发亮，其实根本用不上。超市从来没被抢过。但他还是擦。

姆巴和奇沙是最后来的。他们看见东西，咧嘴笑了，露出粉色的牙龈。姆巴用当地话跟奇沙说了句什么，奇沙就笑，然后两个人一人拎起一份，放到后面仓库去了。没有问，没有谢，也没有多余的话。好像这东西跟每个月发的肥皂和洗衣粉没什么区别。

中午的时候，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算账。阿玛拉在旁边给一个顾客找零，硬币掉在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卡鲁在货架那边理货，耳机里漏出节奏强烈的音乐，嗒嗒嗒，像有人在敲铁皮。老约瑟夫坐在门口，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闭着眼，好像在打盹。

我忽然觉得有点没意思。月饼和油，花了我将近一千块人民币，相当于超市两天的纯利。我以为会有点反应。不说感动，至少问一句为什么吧。但他们的反应，就像我发的是一包盐，或者一卷卫生纸。阿玛拉把月饼塞进包里的时候，连看都没多看一眼。卡鲁想着换成钱。老约瑟夫说了谢谢，但也就那样。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的蓝花楹在风里晃，紫色花瓣落了两片在窗台上。我想起国内的中秋。以前在老家，单位发月饼，大家也嫌，说不如发钱。但好歹会互相问问，你什么馅的，我什么馅的，然后换着吃。那种热闹，在这里没有。

下午三点多，阿玛拉接了个电话。她走到后面仓库去接的，声音压得很低。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眼圈有点红。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但过了十分钟，她又走过来，站在收银台前面，手攥着围裙边，说：“老板，我想请半天假。”

“出什么事了？”

“露西……学校打电话来，说她发烧，吐了。我妈在家看着，但她说烧得很厉害。”

我看了一眼外面。太阳还很毒，地面上的热气像透明的火苗。我说你等一下，我去开车。她愣住了，说不用，她自己坐小巴去。我说小巴要等，还要绕路，我送你。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跟着我出了门。

车是辆二手的丰田皮卡，空调坏了，只能开窗。热风灌进来，吹得她辫子上的红绳飘起来。她坐在副驾驶上，手抓着安全带，指关节发白。我问她露西在哪个学校，她说在卡布隆加小学，离这里大概二十分钟。我踩油门，车在坑洼的柏油路上颠，底盘刮了一下，她身体跟着弹起来，头差点撞到车顶。

“老板，”她忽然说，“那个月饼，我能现在打开吗？”

“现在？”

“露西没吃过。我想给她带一块。”

我看了她一眼。她眼睛看着前面，但余光在瞟我。我说你开吧。她就低头把包拉链拉开，掏出那盒月饼。盒子有点压扁了，她小心地把盖子掀开，里面四块月饼，用透明塑料托装着，圆圆的，印着花纹。她拿了一块，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

她嚼了两下，停住了。

“甜。”她说。声音有点奇怪。

然后她又掰了一块，这次小一点，放在手心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像捏着一颗糖。她说：“露西肯定喜欢。她喜欢吃甜的。”

我没说话。车拐进一条土路，两边是铁皮搭的棚屋，小孩子光着脚在路边跑，看见车就挥手。阿玛拉把月饼重新包好，放回包里，然后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我注意到她眼眶又红了。

医院其实是个诊所，两间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阿玛拉下车就跑进去了。我在外面等，靠在车门上抽烟。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她抱着一个女孩出来。女孩裹着一条花毯子，脸烧得通红，闭着眼，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

“怎么样？”我问。

“医生说打了一针，开了药。说是疟疾。”

疟疾。在赞比亚，这病跟感冒差不多常见。但小孩得了，还是吓人。我拉开车门，让她们上车。阿玛拉抱着露西坐在后面，嘴里哼着一支歌，调子很低，断断续续的。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她低着头，下巴抵在露西的额头上，眼睛闭着。露西手里攥着什么东西，红色的，小小的。

是一块月饼。已经被攥碎了，碎屑粘在手指上。

我把车开回超市。阿玛拉抱着露西下车，站在门口，说：“老板，今天谢谢你。我明天能上班。”

“你明天在家看孩子。”

“不用，我妈在。露西吃了药，明天就好了。”

她说完就转身走了，花毯子拖在地上，扫起一小团灰尘。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然后回到收银台后面。卡鲁还在理货，耳机还在响。老约瑟夫还在擦警棍。一切照旧。

但过了一会儿，卡鲁忽然走过来，摘下耳机，问我：“老板，阿玛拉的孩子病了？”

“嗯。疟疾。”

“严重吗？”

“打了针，应该没事。”

他站了一会儿，手指在台面上敲了敲。然后他说：“那个月饼，我尝了一口。太甜了。”

我没说话。

“但阿玛拉说露西喜欢吃。”他顿了顿，“我那块，能给她吗？”

我看着他。他脸上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但眼睛没看我，看着货架上的罐头。我说你自己给她，别问我。他就哦了一声，走回货架那边，从那个纸箱里掏出月饼盒，打开，拿了一块，放在收银台上。然后他又想了想，把剩下三块也拿出来，摞在一起。

“算了，”他说，“都给她吧。”

他回去继续理货了。耳机又塞上，音乐又响起来。收银台上四块月饼，码得歪歪扭扭的。过了一会儿，姆巴从仓库出来，看见那几块月饼，问了句什么。卡鲁用当地话回了他。姆巴就点点头，也走回仓库，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盒没开封的月饼出来，放在收银台上。

然后是奇沙。然后是老约瑟夫。

老约瑟夫是最后一个。他拎着那桶油走过来，把油放在收银台旁边，又把月饼盒放在油上面。他看了我一眼，说：“老板，这个油，我也给阿玛拉。她家困难。”

我说：“那你呢？”

他说：“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而且……”他停了一下，皱纹挤在一起，像在笑，“我吃过月饼了。刚才尝了一口。太甜。中国人吃得真甜。”

他回到门口的藤椅上坐下，继续擦他的警棍。夕阳从门口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伸到货架那边。

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那堆东西。五桶油，五盒月饼，整整齐齐码在那里。卡鲁的耳机还在响，老约瑟夫的警棍在夕阳里泛着光。外面有小孩跑过，笑着，喊着。远处传来清真寺的宣礼声，悠长，模糊，像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上有一道口子，是早上搬油的时候划的。我把它含在嘴里，尝到一点铁锈味。

手机震了一下。是国内老婆发来的微信：中秋快乐。吃月饼了吗？女儿想你了。后面跟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女儿的声音跳出来，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把手机扣在台面上，没回。

窗外，月亮已经爬上来了。很大，很圆，黄澄澄的，挂在蓝花楹的枝头。非洲的月亮跟国内没什么区别。但看月亮的人，不一样了。

第二章红土上的裂痕

第二天阿玛拉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早上，我开车去了她家。

她住在卡布隆加路往北的一片棚户区，房子是铁皮和木板搭的，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布帘。我到的时候，她正蹲在门口用炭炉烧水，烟呛得她直眯眼。露西坐在旁边一张塑料凳上，裹着那条花毯子，脸色还是白的，但眼睛睁着，手里攥着半块月饼，小口小口地啃。

阿玛拉看见我，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说我来看看露西。她说好多了，烧退了，就是没力气。我说那就多歇两天。她摇头，说不行，这个月已经请了三天假了，再请要扣钱。我说不扣。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蹲下来看露西。小姑娘抬头看我，眼睛很大，像她妈。她把手里的月饼举起来，说：“叔叔，甜的。”

我笑了一下，说：“喜欢吗？”

她点头，然后又咬了一小口，嚼得很慢，像舍不得咽。

阿玛拉在旁边说：“她一天只肯吃一块。说要留着慢慢吃。我告诉她吃完了还有，她不信。”她顿了顿，“老板，那个月饼……卡鲁他们给她的。我听说了。你帮我谢谢他们。”

我说你自己去谢。她说好。

我走的时候，从兜里掏了两百克瓦查塞给阿玛拉，说是给露西买药的。她不要，推了半天，最后我放在炭炉旁边就走了。上车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两张纸币，布帘在风里飘。

回到超市，卡鲁正在跟一个顾客吵架。那顾客是个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一瓶酱油，说标签上的日期印错了，已经过期了。卡鲁说没过期，你看错了。两个人声音越来越大，顾客开始用当地话骂人。我从车上下来，走过去，拿过酱油瓶看了一眼。日期确实是去年的，但酱油这东西，过期半年也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没这么说。我把酱油瓶放回货架，从上面拿了一瓶新的，递给顾客，说这瓶算我的，不要钱。顾客哼了一声，拿着酱油走了。

卡鲁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老板，那个酱油没过期。他就是想占便宜。”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给他？”

“一瓶酱油，不值得吵。”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然后他摘下耳机，攥在手里，说：“老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黑人就只会占便宜？”

我愣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直接地说“黑人”这个词。他平时从来不说，好像这个词跟他没关系。我说我没这么想。他说你刚才那样，就是那个意思。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到仓库那边，把门摔得砰一声。

我站在货架前面，手里还拿着那瓶被退回来的酱油。老约瑟夫坐在门口，眼睛睁着，看着外面。他什么也没说。

那天下午，卡鲁一直没跟我说话。他理货的时候把罐头摆得砰砰响，好像在跟谁较劲。下班的时候，他第一个走，摩托的排气管格外响，突突突地消失在巷口。

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姆巴偷偷告诉我，卡鲁去印度人的超市干活了。那边给他管一顿午饭，工资比这里多两百克瓦查。

我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的茶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老约瑟夫进来过一次，站在门口，说：“老板，卡鲁还年轻。”

“我知道。”

“他不是真的想去印度人那里。”

“那他去干什么？”

老约瑟夫没回答。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跛脚的声音一下一下，从近到远。

又过了两天，我开车去印度人的超市。那家超市叫“Sharma Mart”，比我的大两倍，灯光明亮，货架整齐，收银台前面排着队。我把车停在对面，隔着马路看。卡鲁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货架旁边，正在往上面摆方便面。动作很快，很麻利。一个印度人走过来，跟他说了句什么，他点点头，继续摆。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看着他摆完方便面，又去搬箱子，又去帮顾客找东西。他一直在干活，没停过。中间他抬起头，往窗外看了一眼。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看见我。但他很快低下头，继续干活。

我发动车，走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国内的老婆。响了很久她才接，声音迷迷糊糊的，说几点了你知道吗。我看了眼时间，国内凌晨两点。我说对不起，忘了时差。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又一个人喝酒了。我说没有。她说你每次一个人喝酒就打这种电话。然后她问我，今年过年到底回不回来。我说超市走不开。她说你四年没回来了。我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超市后面的小办公室里，点了一根烟。墙上那张中国日历还在，中秋那页还折着角。我把它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第三章老约瑟夫的腿

卡鲁走后的第三个星期，老约瑟夫的腿出问题了。

他的左腿本来就有旧伤，是当年在军队里被弹片打的。这些年一直没好好治，天一热就肿，走路更跛。那天早上他来上班，脸色不对，嘴唇发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腿疼。我说你回去歇着。他说不用。然后他坐在藤椅上，一上午没怎么动。

中午的时候，他站起来想去倒水，刚起身就晃了一下，手撑住门框才没摔倒。我跑过去扶他，他的手很烫。我说你发烧了。他说可能是疟疾。我说我送你去诊所。他说不用，家里有药。我说你家里的药不管用。

他看着我，皱纹里全是汗。然后他点了点头。

诊所的医生给他量了体温，四十度。说是疟疾加上腿部旧伤感染，要打针，还要吃一个疗程的药。我付了钱，拿了药，扶他出来。他坐在车里，靠着椅背，闭着眼。过了很久，他说：“老板，医药费从工资里扣。”

“不用。”

“要扣。”

“我说不用就不用。”

他睁开眼，看着我。那双眼睛很深，像两口枯井。他说：“你总是这样。”

“哪样？”

“觉得我们穷，就觉得我们什么都要你给。”

我握着方向盘，没说话。车窗外，一辆满载玉米面的卡车轰隆隆开过去，扬起漫天红土。

“卡鲁走，不是因为印度人给他多两百克瓦查。”老约瑟夫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他是因为你给他酱油的时候，没问他为什么吵架。你只是把酱油给了那个人。你觉得那是小事，但卡鲁觉得那是他的事。你不在乎他的事。”

我把车停在路边。前面是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树下面坐着几个卖炭的人，脸上全是黑灰。

“你在这里四年了。”老约瑟夫说，“你给我们发工资，给我们发油，发月饼。但你从来没问过我们想要什么。”

他停了一下。

“阿玛拉想要露西上学。卡鲁想攒钱买一辆自己的摩托，不是二手的。姆巴和奇沙想学修车。我想……”他看着窗外那棵猴面包树，“我想回老家。我老家在北方，靠近坦桑尼亚边境。那里有一片地，我三十年没回去过了。”

我坐在驾驶座上，手指扣着方向盘上的裂口。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或者说，我从来没问过。

“老板，”老约瑟夫说，“你是个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懂人。”

那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住在超市后面一条巷子里，一间很小的砖房，门口种着一棵木瓜树。我扶他进去，他坐在床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块手表。上海牌的，表带已经断了，表盘上有裂纹。他说：“这就是那个中国教官给我的。他走的时候说，以后有机会去中国找他。我没去成。但我想，他应该也像你一样，是个好人。”

他把手表递给我。表针停在三点二十七分，不知道是哪一天的凌晨还是下午。

“你拿着。”他说，“我不需要了。”

我没接。他把它放在我手里，然后躺下来，闭上眼。过了一会儿，呼吸就匀了。我站在床边，手里攥着那块坏掉的手表。木瓜树的影子从窗户外面投进来，落在他脸上，一晃一晃的。

第四章卡鲁的摩托

卡鲁在印度人的超市干了整整一个月。第二个月的第一天，他回来了。

那天早上我开门，看见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看见我，没说话，把塑料袋递过来。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运动鞋，新的，标签还没撕。本地牌子，大概值三百克瓦查。

“给露西的。”他说，“我发工资了。”

我看着他。他瘦了一点，但精神还好。我说你进来坐。他跟着我进来，坐在收银台前面的塑料凳上。老约瑟夫坐在门口，睁开眼看了他一下，又闭上了。

“印度人那里怎么样？”我问。

“管饭。”他说，“但饭不好吃。咖喱太辣。”

我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露出白牙。

“老板，”他说，“我回来行不行？”

“你想回来就回来。”

“工资还是那么多？”

“还是那么多。”

“那行。”

他站起来，走到仓库那边，把包扔在那个老位置。然后他拿起围裙，系上，开始理货。耳机塞进耳朵，音乐又响起来，嗒嗒嗒，像有人敲铁皮。

中午的时候，阿玛拉来了。她看见卡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说：“你回来了。”卡鲁说：“嗯。”她说：“露西穿了你送的鞋。她很喜欢。她让我谢谢你。”卡鲁没抬头，但嘴角翘了一下。他说：“那鞋是打折的。不太好看。”阿玛拉说：“她不在乎。”

那天下午，卡鲁理完货，走到收银台前面。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台面上。是一个摩托车的钥匙扣，塑料的，上面印着一个卡通老虎。

“印度人那里抽奖抽的。”他说，“我有摩托了，用不着这个。”

我拿起来看了看。很廉价的东西，一块钱人民币都不到。我说你给姆巴吧，他想要摩托。卡鲁说：“姆巴想要的是修车铺。钥匙扣没用。”

他把钥匙扣留在台面上，走回货架那边。我把那个小老虎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然后我把它挂在收银机旁边的钉子上。那个钉子以前挂着一串备用钥匙，后来钥匙丢了，钉子就空着。现在上面挂着一只塑料老虎，风一吹，轻轻晃。

第五章露西的学费

露西到了上学的年纪。阿玛拉为这事愁了半个月。

卡布隆加小学是公立的，学费不贵，一学期两百克瓦查，但校服、书本、杂费加起来要五百多。阿玛拉一个月工资一千二，房租三百，吃饭四百，剩下的攒着，攒了半年，还差两百。

她没跟我开口。我是从老约瑟夫那里听说的。老约瑟夫说，阿玛拉晚上去市场帮人卖菜，卖到十点才回家。露西一个人在家，邻居帮忙看着。

我把阿玛拉叫到办公室。她站在门口，手攥着围裙边，像上次请假那样。我说露西上学的事，差多少钱。她低着头，说不用，她自己想办法。我说你晚上去卖菜，露西一个人在家，出了事怎么办。她没说话。我说钱我先垫，你以后慢慢还。她还是不说话。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眼圈是红的，但没哭。她说：“老板，我不是跟你要钱。”

“我知道。”

“我只是……”她停了一下，“我只是不想让露西跟我一样。”

她说完就转身走了，回到收银台后面，继续给顾客结账。扫码枪嘀嘀响，硬币叮叮当当掉在台面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张日历。中秋那页早就撕了，现在是十月。十月下面印着一行小字：寒露。霜降。

那天晚上，我开车去了一趟卡布隆加小学。学校已经关门了，但门口还亮着一盏灯。我找到教务处的电话，记下来。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过去，问学费怎么交。那边说可以分期，也可以一次性。我说一次性。然后用手机银行转了六百克瓦查过去。

我没告诉阿玛拉。但过了两天，她来上班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收据，站在收银台后面看了很久。然后她走到办公室门口，没进来，就站在那儿。她说：“老板。”我说嗯。她说：“露西的学费，是你交的。”我说是。她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下午的时候，她提前半小时下班，去学校接露西。回来的时候，露西穿着新校服，蓝色的裙子，白色的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小姑娘跑到收银台前面，踮着脚，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台面上。是一张画，蜡笔画的，纸上画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手拉手，头顶上有一个黄色的圆。

“这是月亮。”露西说，指着那个圆，“妈妈说今天是中国的月亮节。”

我蹲下来，看着那张画。月亮画得很圆，但旁边涂了一些蓝色，歪歪扭扭的，像云。大人和小孩的头顶上，还有几颗星星，黄色的，五角星。

“谢谢你，叔叔。”露西说。然后她跑回阿玛拉身边，抱住她的腿。

阿玛拉低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她的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像蓝花楹的花瓣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

第六章猴面包树下的决定

老约瑟夫病好之后，变得不爱说话。他每天还是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擦那根警棍。但擦着擦着就停下来，看着远处发呆。有时候看着北方，有时候看着天上的云。

有一天下午，超市没什么人。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我们俩谁也没说话。远处有小孩在踢球，塑料球，瘪的，踢一脚滚半天。阿玛拉在收银台后面算账，卡鲁在听歌，姆巴和奇沙在仓库里搬货。

“老板，”老约瑟夫忽然说，“我想回老家。”

我看着他。他没看我，眼睛盯着北方。

“我老了。”他说，“腿不行了。在这里，我只能坐着。回老家，我还能种地。我侄子在那里，他有地，说给我一块。”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

我沉默了一会儿。门口那棵蓝花楹开始落花了，紫色的花瓣铺了一地，被风吹起来，贴着地面打旋。我说好。他转过头看我，皱纹挤在一起，像在笑。他说：“你不留我？”我说留你干什么，你在这里坐着也是坐着。他笑出了声，很短，像咳嗽。

他走的那天是十月底。姆巴和奇沙帮他收拾东西，其实就一个旧帆布包，几件衣服，那块上海牌手表他留给了我。卡鲁用摩托把他送到长途车站。阿玛拉带着露西来送他。露西手里攥着一块月饼，是最后一盒里剩的，已经硬了。她递给老约瑟夫，说爷爷你吃。老约瑟夫蹲下来，接过月饼，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他咬了一小口，嚼了半天。

“太甜。”他说。然后他把剩下的塞进嘴里，全吃了。

长途车来了，一辆破旧的丰田中巴，车顶上绑着行李，有鸡笼，有塑料桶，有麻袋。老约瑟夫拎着帆布包，跛着脚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朝我们挥了挥手。车开了，红土从车轮下面卷起来，遮住了窗户。很快，车就消失在路的尽头。

卡鲁站在我旁边，摘了耳机。他说：“他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会带玉米来。他侄子种玉米。”

我笑了一下。我们站在路边，看着那条通往北方的土路。太阳开始往西偏，影子拉得很长。蓝花楹的花瓣还在落，紫色的，一片一片，像谁在撒纸屑。

第七章月饼的另一种吃法

老约瑟夫走后，超市安静了很多。门口那把藤椅空着，没人坐。卡鲁有时候会坐上去，但坐一会儿就站起来，说不习惯。那把椅子太旧了，坐下去吱呀吱呀响，像在跟人说话。

十一月的一天，阿玛拉来找我。她说她想在超市门口摆一个小摊，卖早点。卖西玛和炸鱼，还有本地的一种甜茶。她说早上六点到八点，不影响超市的活。我说你忙得过来吗。她说她妈可以帮忙。我说行，但别太累。她说不会。

第二天她就摆起来了。一张折叠桌，一个炭炉，一口锅。露西在旁边帮忙递东西，穿着校服，头上扎着红绳。卡鲁每天早上来上班，都会先买一份西玛，蹲在台阶上吃，吃完才进超市。姆巴和奇沙也买，但他们喜欢炸鱼，一人一条，用手抓着吃，油顺着指缝流。

有一天早上，我看见阿玛拉在炸鱼的时候，往锅旁边放了一个小盘子。盘子里是一块月饼，切成四瓣，用保鲜膜盖着。我走过去，问她这是什么。她说这是最后一块了。露西说要留给老约瑟夫。她说等他回来吃。我说月饼会坏。她说她知道。但她还是每天换一块新的，切好，放在那里。老约瑟夫的那份，一直留着。

我站在摊子前面，看着那块月饼。旁边是炸鱼的油锅，滋啦滋啦响。阿玛拉用铲子翻着鱼，油星溅出来，落在月饼的保鲜膜上，凝成小油点。露西跑过来，踮着脚看了看那块月饼，然后跑回去继续递东西。

卡鲁蹲在台阶上，嘴里塞着西玛，含含糊糊地说：“老板，你们中国人中秋吃月饼，我们这里只有月亮。”

“你们怎么过？”

“不过。”他说，“就是看看月亮。看完了就睡觉。”

他站起来，把盘子里的炸鱼骨头扔进垃圾桶。然后他说：“但我觉得，有月饼比没有好。”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给国内的老婆发了一条微信。我说过年我回去。她过了很久才回，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那我跟女儿说。我说好。然后她又发了一条：你那边超市怎么办。我说有人看着。她说谁。我说我员工。

她没有再问。

第八章北方的玉米

老约瑟夫是十二月回来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收银台后面算账，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抬头，看见一个老人站在门口，跛着脚，背着一个麻袋。他瘦了很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是约瑟夫。

我跑出去。他把麻袋放在地上，打开，里面全是玉米，金黄色的，颗粒饱满。他说这是他自己种的，第一茬。他蹲下来，抓起一把玉米，放在手心里，递给我看。

“老板，我种出来了。”他说。声音很平，但手在抖。

阿玛拉从收银台后面跑出来，露西跟在后面。露西看见约瑟夫，跑过去抱住他的腿。约瑟夫摸了摸她的头，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块月饼。已经硬得像石头了，用一块布包着。

“这是你给我的。”他说，“我带了三个月。没舍得吃。”

露西接过去，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她笑了，说：“爷爷，月饼坏了。”

约瑟夫也笑了。他把露西抱起来，虽然腿在发抖。他说：“坏了也要吃。这是中国的月亮。”

那天晚上，我们在超市门口生了一堆火。卡鲁从家里带来一口锅，姆巴和奇沙搬来几块石头当凳子。阿玛拉煮了一锅西玛，用约瑟夫带回来的玉米磨的面。露西坐在约瑟夫腿上，把那块硬月饼掰开，一人分了一小块。月饼确实坏了，有股哈喇味。但每个人都吃了。卡鲁嚼了两下，说还是太甜。约瑟夫说甜的好。姆巴说甜的好。奇沙说甜的好。

我坐在火堆旁边，手里攥着那块月饼。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圆，黄澄澄的，挂在蓝花楹的枝头。跟九月那个晚上一样。

阿玛拉递给我一碗西玛。我接过来，用手抓了一块，蘸了蘸锅里的汤汁，塞进嘴里。玉米的香味很浓，很粗，有颗粒感。卡鲁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老板，你吃西玛的样子像黑人。”

我说：“我在这里四年了。”

他说：“四年不够。要一辈子。”

火堆里的木柴噼啪响了一声，火星飞起来，落在半空中，灭了。露西在约瑟夫怀里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月饼的碎渣。约瑟夫低着头，下巴抵在露西的头上，眼睛闭着。阿玛拉在旁边轻轻地哼着歌，还是那支歌，调子很低，断断续续的。

我拿出手机，给老婆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那堆火，锅，西玛，月饼，还有围坐的人。我没拍月亮。但我知道它在。

过了一会儿，老婆回了一条：这是哪里。

我说：非洲。

她说：我知道。我是说，这些人是谁。

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打字：我的员工。

她回了一个字：哦。

我把手机收起来。火堆还在烧，映着每个人的脸。老约瑟夫的皱纹里全是光，卡鲁的耳机线垂在胸前，阿玛拉的手搭在露西的背上，姆巴和奇沙在低声说话，用的是当地话，我听不懂。但他们的声音很轻，很慢，像火苗在风里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