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城遭到日军轰炸，印度医生柯棣华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中国战场。警报骤响，街巷里满是奔逃的人群，刚刚还完整的房屋，转眼便只剩断壁残垣。医疗队没有后退，而是抬起担架，走进硝烟弥漫的救护现场。
柯棣华原名柯棣尼斯，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当时，他已有稳定职业，还获得了赴英国深造的机会。可是，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印度社会发起支援中国的行动，他选择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
这支队伍共有五名成员，年龄都不算大。1938年8月，印度援华医疗队正式组成。中印学会会长谭云山为队员取了中文名字，柯棣尼斯由此改名为柯棣华。一个名字的改变，背后是他主动靠近中国、服务中国人民的决心。
他们的行程并不顺利。医疗队从印度出发，先到仰光，再经新加坡、香港抵达广州。没有便捷交通，也没有安全保障。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是难民、伤兵和被轰炸后的城市，真正的战争远比报纸上的文字更加残酷。
有一次，一名受伤士兵刚被抬来，便虚弱地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找点吃的？”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医生跑进附近商店，找出能够充饥的食物。店主早已逃难，空荡荡的店铺里，只剩下战争留下的仓促痕迹。
从广州到惠州、武汉，再到重庆，医疗队不断转移。沿途的所见所闻，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军民的苦难不仅来自炮火，也来自后方混乱和医疗资源匮乏。但各地百姓对他们的欢迎，又让这些印度青年感受到中国社会顽强的生命力。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柯棣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他注意到，这些共产党人生活简朴，谈论最多的是抗战和民众。相比之下，国统区一些机构的迟钝与腐败，更加凸显了八路军根据地的组织力量。
1939年1月，柯棣华随医疗队北上延安。临行前，他收到父亲去世的电报，队友劝他回国奔丧。他却选择留下，并写信给家人，说明自己希望亲眼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事业。2月抵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等人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曾对他说：“中印两国人民都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应当相互支持。”这番话让柯棣华更加坚定。延安八路军总医院的工作很快让他发现，前线伤员长途转运，往往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这种无奈格外沉重。
于是，他提出到敌后前线工作的申请。1940年3月，经批准后，柯棣华前往晋察冀边区，并担任白求恩学校附属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临行前，毛泽东在杨家岭与他交谈，希望他学好汉语，把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情谊传给更多战士。
到了晋察冀，柯棣华没有把自己当作受照顾的外国医生。他把手术台尽量设在距战场更近的地方，枪炮声就在耳边响起。一次连续十三天的救治中，他和同伴收治伤员八百余人，为五百多人实施手术，平均每天要面对极大的工作量。
有人劝他回到相对安全的后方，他回答：“不到前线，怎么能算军医？”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他的工作标准。即便患有绦虫病，他仍要求参加救治。战事间隙，他又回到白求恩学校授课，编写适合敌后医疗条件的《外科总论》。
教学同样艰苦。许多学员文化基础薄弱，柯棣华便一边讲医学，一边补充识字和基础知识。夜里，他借着油灯学习汉语，在纸上密密麻麻标注拼音。北方冬季寒冷，他的手脚常被冻伤，却把棉衣脱下来盖在伤员身上。
1941年，柯棣华与郭庆兰结婚。婚后不久，他又随队奔赴前线。长期并肩战斗，使他的选择更加明确。1942年7月，经江一真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前线的一名党员。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救治伤员时从不因炮火逼近而先行撤离。
根据地物资紧张，柯棣华拒绝特殊照顾。食堂为他做过一碗大米饭，他得知后很不高兴，要求和大家一样吃黑豆、野菜。聂荣臻曾叮嘱有关人员照顾他的身体，可长期劳累、营养不足和水土差异，还是让他的健康迅速恶化。
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病逝于河北唐县，年仅32岁。当时，他的儿子只有4个月大。12月30日，延安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题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1975年，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立柯棣华纪念馆；在印度，他的家乡公园和一所铁路医院也以他的名字纪念这位医生。一个印度青年没有回到原本可以安稳生活的地方，而是在中国敌后战场留下了自己的生命与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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