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国机场候机室，傅涯即将登机，宋希濂却迟迟没有离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沓钱，郑重地递到傅涯手中，请她回国后买些鲜花，代自己到陈赓墓前凭吊。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送别。两位老人年轻时同在黄埔军校求学，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甚至在战场上彼此对阵。几十年过去，立场早已改变，旧日情谊却没有被岁月完全抹去。
陈赓与宋希濂都是湖南人。1924年前后，他们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那时的黄埔，聚集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青年，课堂上讲军事，课外也谈国家出路。陈赓思想活跃，行动果断，很早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宋希濂则更倾向于国民党阵营。
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陈赓敢说敢做，宋希濂沉稳谨慎。正因为相识较早，陈赓曾多次向这位同学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他能够认真思考中国的前途。宋希濂未必没有动摇过，但最终没有走上与陈赓相同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昔日同窗被时代推向两边。陈赓参加南昌起义，转入地下工作，后来成为红军重要将领；宋希濂则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赴日本学习军事，逐渐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将领。
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由于他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又是国共两党都熟悉的人物，消息传出后，宋希濂曾设法营救。有关这一段往事，后来有多种回忆材料，但可以确定的是，宋希濂并未因政治立场不同，就完全放弃这位老同学。
陈赓最终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宋希濂则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压倒了党派分歧，两人又有了接触。此时的宋希濂，已经不是黄埔校园里的青年学员；陈赓也成为八路军中的重要指挥员。
一次见面时，双方谈起早年的往事。陈赓没有回避被捕经历，宋希濂也没有替自己辩解。两人都明白，私人交情可以保留，政治选择却各有责任。正如陈赓所说：“道路不同，不等于旧情全无。”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宋希濂奉命指挥作战，陈赓则率部参加解放战争。1949年，宋希濂在西南地区兵败被俘。身份发生转换之后，两位老同学再次相见，已经不再是黄埔校园里的平等学员，而是胜负已分的战场双方。
宋希濂一度难以接受现实，情绪十分低落。陈赓前去看望，并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和他谈起黄埔往事、抗战经历以及个人选择。陈赓劝他说：“既然走到这一步，就把问题想明白，好好生活下去。”
这番劝说并非立刻改变一切，却给宋希濂留下了很深印象。此后，他在改造期间认真学习，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错误。1959年，宋希濂成为首批特赦战犯之一。走出改造场所时，他与陈赓再度见面，两人握手交谈，关系也从旧日同学变成了彼此尊重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没有把宋希濂的转变简单看成个人恩情，而是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在事实和实践中重新调整。宋希濂后来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整理旧日军政资料，也曾为促进国家统一做过一些工作。
遗憾的是，陈赓没有看到更多变化。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宋希濂闻讯后十分悲痛，参加了追悼活动。他曾对人说，陈赓不仅是早年的同学，也是自己人生中难得的朋友和老师。
陈赓去世后，傅涯承担起照料家庭、整理遗稿和保存历史资料的责任。她长期接触陈赓留下的日记与文稿，逐渐发现，丈夫在军旅生涯中承担的压力，远比家人平日看到的更多。
1985年，傅涯赴美国探亲并处理公务，宋希濂得知后，和一些黄埔旧友设宴相迎。临别时，他拉着傅涯谈了很久。飞机起飞时间临近，宋希濂才拿出那沓钱，说道：“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代我们买些鲜花，送到陈赓墓前。”
傅涯收下了钱。回到北京后，她买来鲜花，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将宋希濂等人的问候带到陈赓墓前。那句“告诉他，我一切安好”，既是报平安，也是一个旧时代人物对故友迟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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