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售楼处，笔尖悬在合同上，突然把笔一摔：“这房我不买了，婚也不结了。”

未婚妻林薇愣在原地，涂着裸色甲油的手指还维持着翻页的姿势。销售经理的脸从职业微笑瞬间冻成冰雕，嘴角抽搐着试图挽回：“陈先生，您看这户型是最后一套南向……”

“陈默你发什么疯？”林薇终于反应过来，声音尖利得能划破样板间的水晶吊灯，“首付我家出了四十万，你爸妈棺材本都掏出来了，现在说不买？”

手机在口袋里震得像得了帕金森，我妈的哭嚎穿透听筒：“你三十岁的人了！不买房哪个姑娘跟你？不结婚老了谁管你？你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

我按下挂断键，走出售楼处旋转门时，冷风灌进衬衫领口。三月的阳光刺得人眼眶发酸，我却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五年的石头——每月一万二的房贷、二十万的车贷、二十八万八的彩礼、还有那些该死的节日仪式感——突然碎成了粉末。

“陈默！”林薇踩着高跟鞋追出来，精心打理的卷发被风吹乱，“你总得给我个说法！”

“说什么？”我看着她精致的妆容，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她素颜吃烤串的样子，“说我这辈子就为了还债活着？说我们结婚后五年不敢要孩子？说去年你想去大理，我说等还完贷再去，结果等到现在？”

她沉默了。销售经理追出来塞给我一张名片，欲言又止地看了林薇一眼，最终叹了口气转身回去。那声叹息比任何指责都沉重。

我在路边便利店买了瓶最便宜的水，坐在花坛边拧开盖。对面工地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个瘸腿的老头正蹲在围挡后面，把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抚平，放进地上的塑料碗里。三只流浪猫围着他打转，尾巴翘得像小旗杆。

他抬起头看见我，咧嘴一笑，缺了门牙的洞里漏进阳光：“小伙子，脸色不好啊。”

“大爷，”我鬼使神差地问，“您这辈子……后悔过吗？”

“后悔啥？”他挠挠灰白的头，“我年轻时候也想过买房娶媳妇，后来在工地摔断了腿，媳妇跑了，包工头赔了笔钱。我就想啊，腿都断了，还背什么债？拿着那点钱到处走走，帮帮猫狗，挺好。”

他指了指不远处桥洞下的纸板房：“住那儿三年了，比住楼房自在。下雨就听雨，刮风就听风。”

我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我去了火车站，买了张去昆明的硬座票。林薇打了三十七个电话，我妈发了六十二条语音，我爸沉默着，只在深夜发了条短信：“钱不够跟爸说。”

我把所有信用卡解绑，注销了社交账号。在昆明青旅住下那天，前台姑娘问我住多久，我说：“住到不想住为止。”

三个月后我在大理摆摊卖手冲咖啡。隔壁摊是个画海娜的贵州姑娘，叫阿雅，她听完我的故事，笑得前仰后合：“所以你把首付钱全买了基金？”

“还剩八万。”我给她倒咖啡，“够花两年。”

“然后呢？”

“然后再说。”

她伸出画满藤蔓的手腕跟我碰杯：“我出来四年了，每年换一个地方。去年在涠洲岛教潜水，前年在景德镇学烧瓷。我妈说我疯了，我说妈，你替我活了三十年，现在该我了。”

今年春天我回老家办手续。在政务大厅门口遇见老赵——那个瘸腿大爷。他穿着干净的旧夹克，怀里抱着个纸箱，里面是三只刚睁眼的奶猫。

“拆迁了，”他冲我眨眨眼，“赔了套房子。我租出去，继续住桥洞。猫太多了，得给它们找个家。”

我帮他抱着纸箱走了一段，路过当年那个售楼处。崭新的玻璃幕墙映出我们的影子，一个瘸腿老头，一个背着帆布包的流浪汉，怀里揣着猫。

手机响了，是林薇。她声音平静得陌生：“陈默，我要结婚了。对方有房有车，彩礼给足了。”

“恭喜。”

“你……”她顿了顿，“你过得好吗？”

我低头看怀里的猫，它正用粉色的舌头舔我的手指。阳光穿过梧桐叶洒下来，像碎掉的金子。

“挺好的，”我说，“我在体验世界。”

挂电话前她轻轻说了句：“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我没告诉她，上个月我在洱海边捡了块石头，上面天然纹路像张笑脸。阿雅把它画成一只猫，我寄给了我妈。她收到后发了条语音，背景音里有我爸的咳嗽声：“儿子，你爸说……让你注意身体。”

语音最后，她小声补了句：“那石头挺好看的。”

我把猫交给老赵，转身往车站走。背包里只有两件换洗衣服、一本没写完的笔记本，和那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路过便利店时，我又买了瓶最便宜的水。

收银员是个染蓝头发的姑娘，她看了眼我手里的票：“去旅行啊？”

“嗯，”我拧开盖喝了一口，“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