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学科合法性确立，“新闻无学”的争论却并未终结。
三十年间，媒介形态从报纸、广播电视迭代到平台、算法、AIGC，传播主体从媒体机构扩展到普通人、算法、虚拟人。研究对象在变，理论版图在变，研究范式也在变——从引进西方理论，到本土化检验，再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始终存在：基础研究长期薄弱。学科重“术”轻“道”，理论追赶现象，研究偏好热点，原创概念零散。
本文试图回答：1995—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为什么长期薄弱？近年有哪些真实改变？局限何在？未来如何夯实基础，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发展脉络（1995—2025）
整体主线：从引进西方理论、完成学科建制，到互联网冲击下理论扩容，再到今天转向本土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媒介形态迭代持续改写基础理论的核心命题。
第一阶段：90年代中后期—2004年，引介、建制化阶段
1997年，新闻传播学正式被列为一级学科，标志学科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结束“新闻无学”的长期争论 。
- 基础研究重心：大量引入西方经典传播理论（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涵化理论、把关人等），系统介绍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
- 新闻学本体：围绕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舆论、新闻自由、媒体伦理展开讨论，参照市场化媒体改革的现实。
- 特点：以译介、引进、消化西方理论为主；研究方法偏人文思辨，实证量化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以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为主。
- 局限：多直接套用西方框架解释中国媒体，本土化反思不足。
第二阶段：2005—2012，互联网兴起，经典理论遭遇挑战
Web2.0、博客、论坛、社交媒体出现，受众从被动接收变成内容生产者，基础理论开始受到冲击。
- 核心基础议题：把关人理论失效讨论、受众概念重构、网络舆论、网络公共领域、数字鸿沟。
- 两大分支并行：
1. 新闻学：研究媒体转型、媒介融合、新闻伦理、网络虚假信息；
2. 传播学：拓展网络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政治传播等分支，跨学科研究增多。
- 方法上：量化、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实证研究逐步普及，质化研究（民族志、深度访谈）增多，思辨与实证并行。
- 标志性转变：不再单纯搬运西方理论，开始用本土网络现象检验经典理论，出现“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网络社会”的讨论。
第三阶段：2013—2019，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化与媒介化转向
智能手机、短视频、平台媒体崛起，算法、大数据进入传播研究视野，学科边界持续扩张。
- 基础理论层面：媒介化理论成为核心基础概念；从“媒介是工具”转向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结构，媒介重塑社会关系。
- 新增基础命题：算法推荐、平台逻辑、平台权力、数字劳动、用户生产内容、算法偏见、媒介可供性。
- 本土化意识明显增强：学界反思“西方理论中心”，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化，聚焦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舆论引导、全媒体建设。
- 研究方法：大数据挖掘、网络计量、计算传播兴起；同时学界也反思“唯数据化”的弊病，警惕重方法、轻理论的倾向 。
第四阶段：2020至今，数智传播阶段，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AIGC、生成式AI、虚拟人、人机传播登场，传统传播五要素（传者-讯息-媒介-受众-效果）框架被重新审视。
- 基础研究重心：智能传播、人机传播、生成式媒介、媒介本体论；重新反思经典传播理论在AI时代的解释力。
- 核心转向：从“引进消化”升级为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学科、学术、话语）建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媒介实践提炼本土概念，不再简单依附西方理论框架 。
- 基础议题：全媒体传播体系、国际传播、文明互鉴、算法治理、生成式内容的新闻伦理、媒介技术哲学。
- 争议：学科边界不断外扩，部分学者担忧“泛传播化”，新闻学本体被稀释，呼吁回归新闻本身的基础问题（真实、事实、新闻认识论）。
三大总体趋势（基础研究层面）
1. 研究对象：大众媒介 → 网络平台 → 数智媒介。传播不再只指媒体机构，普通人、算法、AI都成为传播主体。
2. 理论立场：移植西方理论 → 本土化检验 → 自主理论建构。
3. 研究范式：单一人文思辨 → 思辨+量化 → 多元交叉（计算、技术哲学、STS、文化研究）。
长期存在的核心争论
1.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新闻学偏实践、价值取向；传播学偏社会科学解释，二者合并为一级学科后，本体之争持续存在。谭天教授提出以“传播学与传媒学”替代“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一全新的学科架构值得探讨。
2. 技术决定论vs社会建构论：媒介技术到底是塑造社会，还是社会结构决定媒介的应用。
3. 本土化困境：如何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传播经验提炼原创概念，避免“用中国案例证明西方理论”。
4. 学科边界之争：是否无限扩张，还是守住新闻传播本体。
二、为什么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长期比较薄弱
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薄弱，根源是学科出身、评价机制、媒介快速迭代、理论依赖外部资源多重因素叠加。
1. 学科起源：重实践、轻基础，学科历史短
新闻学脱胎于新闻业务教育，最初目标是培养媒体从业者，天然重“术”轻“道”，偏向业务、对策、现象描述，对底层本体、概念、认识论的长期深耕不足。传播学引入国内时间晚，早期以译介西方理论为主，长期处于“拿西方框架套中国案例”的阶段，缺少从本土实践提炼原创基础概念的传统 。新闻学、传播学合并为一级学科后，二者底层逻辑并不完全统一，学科定位摇摆，核心研究对象容易模糊。
2. 媒介迭代太快，理论追赶现象，来不及沉淀
媒介技术持续剧变（报纸→互联网→移动平台→AIGC），大量研究者被热点议题牵引，追逐新现象、新案例，由此陷入学术研究陷阱。大量成果属于即时性对策研究、现象描述，很难沉淀为稳定、可反复检验的基础理论。万物皆媒，学科边界不断扩张，大量借用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理论，容易出现学科本体被稀释，研究“泛传播化”，难以凝练属于本学科独有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
3. 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问题
高校考核、课题、期刊偏好短周期、快产出、热点型论文。基础理论研究周期漫长、产出慢、不容易发论文，投入回报低。学者更愿意做新媒体、舆情、平台热点等经验研究，愿意沉下心钻研新闻本体、传播哲学、理论假说与验证的人偏少，基础研究人才梯队不足 。
4. 理论原创困境：概念碎片化，缺少自洽体系
长期依赖外来理论工具，很多新概念是移植、改造而来，原创标识性概念不多；很多零散观点、单个假说难以串联成完整、共识性的理论体系，知识呈现碎片化状态。很多研究停留在现象解释，缺少基础层面的本体反思，这也是“新闻无学”争议长期存在的原因 。
5. 研究队伍力量薄弱、学科背景结构单一
相比于文史哲、社会学等成熟学科，新闻传播学深耕基础理论的顶尖学者偏少。多数研究者集中在应用传播、舆情、媒介业务、产业研究，愿意长期深耕新闻本体、传播哲学、理论溯源、学科元问题的学者稀缺。研究者学科构成单一，难以承担跨学科的基础研究。
三、近年来基础研究有没有改变？有哪些改变
有明显改变，但短板依然存在：基础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原创意识觉醒，一批本土理论生成；但系统性、共识性的宏大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基础研究依然是学科发展短板。
改变1：学科层面转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地位提升
2016年后，学界开始系统性反思“西方理论中心”，明确提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鼓励回归基础理论、新闻本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传播史。国家级课题、核心期刊纷纷开设基础理论专题，不再一味追捧热点对策研究。
代表成果：杨保军对新闻学基础概念、新闻本体的持续深耕；学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挖掘中国本土传播思想史（华夏传播学、中国古代传播机制）、在新媒体研究中提出媒介平台理论。
改变2：互联网时代催生一批本土原创基础概念
不再单纯搬运西方理论，立足中国网络、平台、媒介实践，产出一批本土基础理论，用来解释数字时代传播现象：
- 杜骏飞：泛传播（弥漫的传播）、瓦釜效应、数字交往论；
- 彭兰：本土化媒介可供性、连接性社会，重构数字时代传播五要素；
- 谭天：意义经济、媒介平台理论、传播裂变理论；
- 喻国明：算法即媒介；
- 刘鹏：用户新闻学；韦路：多层级数字鸿沟；易前良：平台中心化、算法可见性；匡文波人机传播；孙萍数字拒斥。
特点：这些概念不是简单套用西方，而是基于中国平台、短视频、网络舆论实践提炼，用来修正经典传播理论。
改变3：研究范式多元，开始反思“唯量化、唯热点”
过去要么纯思辨，要么简单量化；现在出现媒介哲学、媒介史、计算传播、媒介人类学等多元范式。学界开始反思：不能只追逐热点案例，要回归事实、真实、主体、媒介本体等基础问题。面对AIGC，学界重新讨论新闻认识论、新闻真实，重回新闻学最根本的本体命题。
改变4：人才与研究方向的调整，基础研究队伍逐步补强
一批中青年学者专门深耕基础理论、媒介理论、传播思想史、平台基础理论；新闻史、本土传播研究（华夏传播、传播考古学）持续壮大，潘祥辉、谢清果等学者持续挖掘中国传统传播资源，弥补过去只看西方理论的短板。
改变5：对学科边界的自觉反思，抵制无限泛化
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学界开始讨论：不能无限扩大传播的边界，要守住新闻传播的学科内核，避免什么现象都叫传播，防止学科失去自身根基。
四、局限、对策和总结
（一）局限
改变是阶段性的。原创概念多，但能够形成广泛共识、构成完整宏大理论体系的成果仍然偏少；基础研究人才总量依旧不足；部分研究仍然存在概念思辨多、实证检验不足的问题。媒介技术迭代速度太快，理论沉淀依然艰难、缓慢。
尽管许多人做不了基础研究，但还是希望能多了解基础研究，看看这方面的论文，因为这是学科面向未来的根基。
（二）对策
1. 强化学科本体建设，回归基础元问题
持续聚焦新闻真实、新闻价值、传播本体、媒介逻辑等基础命题，遏制学科泛化，稳固学科核心边界，夯实学科根基。
2. 改革学术评价导向，扶持长线基础研究
调整高校考核、课题、期刊评价体系，不唯热点、不唯短期产出，对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长期支持、宽容周期、专项扶持，引导学者深耕基础性、原创性问题。
3. 系统整合本土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对现有原创概念、本土假说进行梳理、整合、迭代、体系化，从“单点创新”走向“系统理论”，打造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4. 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梯队
重点扶持青年学者从事传播思想史、媒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建立稳定的基础研究学术团队，解决人才断层问题。
5. 推动基础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深度整合
打破单一学科壁垒，吸纳社会学、技术哲学、计算科学、法学、心理学等跨学科资源，用交叉视野升级基础理论的解释广度与深度，适配数智时代复杂传播生态。
（三）总结
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薄弱是历史渊源、技术迭代、评价机制、人才结构多重原因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近年学科已实现理论原创觉醒、范式升级、本土回归，但仍存在体系不完善、人才不足、理论落地弱等问题。未来需通过制度改革、理论体系建构、人才培育，全面夯实学科基础研究，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基础研究要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何为生命力，就是要适配社会、科技、本土三个维度和现实需求。
附谭天教授部分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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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谭天知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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