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不是礼乐盛世
而是青铜军事帝国
西周不是亡于戎狄
而是亡于诸侯内战
我们读的西周史是被儒家删改过的“道德版西周史”
新近出版的《裂周：青铜王朝的崩溃与重生》一书，立足最新考古发现与青铜器铭文、清华简等多重史料，跳出传统叙事迷思，重构西周从鼎盛到裂变的完整历程。从分封制埋下的制度隐患、成康之治下的暗流，到厉王改革与国人暴动的博弈、共和行政的权力真相，再到宣王中兴的困局、幽王时期的内外危机，直至镐京陷落的考古学还原，揭示西周灭亡绝非 “烽火戏诸侯” 的偶然，而是制度僵化、贵族离心与王权失序的必然。作者更戳破后世对西周的理想化重构，以硬核实证与通俗叙事，呈现中华文明在西周时期转型与发展的深层逻辑。
下文节选自本书，作者写道：
东周王朝君臣为什么要选定褒姒当西周灭亡的主要责任人呢？在崇尚暴力的战乱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会大幅下降。与周携王、虢公翰等同样受到叛乱诸侯憎恨的西周末年政治人物相比，褒姒作为褒国公主，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社会背景也不算强，批判她没有政治风险，不会引起严重的社会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当周平王登上王位的时候，褒姒和她的儿子伯服已经死了，无法为自己辩护。与把西周王朝的灭亡归因于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恶斗的复杂事实相比，把褒姒描写为让丈夫周幽王堕落失德，导致西周王朝崩溃的坏女人，把故事的主题转移到男女关系上去，传播性更好，也更有利于各个导致西周王朝灭亡的人巩固自己的政权。
周平王政权的秘密
文 | 罗三洋
来源 | 《裂周》
“二王并立”内战打到最后时，关中地区的西周王室直辖领地大多被西戎和秦人瓜分了，老周人遭受重创，多数幸存者只能向西戎或秦人臣服，或是迁往东方。作为“二王并立”内战的主要参与者，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都是老周人的代表——姬姓贵族，这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局面。现在，他们在“王畿”地区的家族资产损失了一大半，就连祖坟和宗庙也都荡然无存。很难想象，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起码的宗法信仰和道德良知的话，如何能够睡得着觉。
本来，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这些人都只想通过“权力的游戏”夺取西周王朝的政权，但是通过二十多年看似足智多谋的操作，他们发现，自己把西周王朝彻底毁掉了，原先庞大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许多事情需要向社会和子孙后代解释清楚。
毛公鼎
传统上认为，东周王朝开始于公元前770 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孔子编订的编年史《春秋》却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 年），为《春秋》作注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都沿袭这种写作方式。这样一来，公元前770 年至公元前723 年的东周头48 年历史就没有得到儒家经典的细致讲述，只留下了一些很模糊的追述片段。
孔子高度重视他编订的《春秋》这本书，儒家经典《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赞》又总结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也就是说，《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的学识思想集大成之作，后世许多人奉“春秋大义”为法律的最高理论依据，赋予《春秋》类似宪法的法律地位。许多儒家学者真诚地相信，“春秋大义”真的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
曲阜孔庙
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如果孔子编订的《春秋》讲的真是“天子之事”，它为什么不从周平王元年开始写，而是忽略了东周王朝的前48 年历史，改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要知道，在这48 年里，鲁国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任国君，而且国内政局稳定，并未发生战乱。孔子晚年距离周平王还不到3 个世纪，应该能够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找到不少周平王时代的史料，而他亲自编订的《春秋》为什么不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是至少追溯到鲁惠公元年（公元前768 年）？
如今，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各类史料知道，如果一部东周的史书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鲁惠公元年，那么“二王并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没法被掩盖了。如果孔子秉笔直书这段历史，读者会质疑，周平王政权是正统吗？或者说，东周王朝合法吗？
一旦周平王本人被怀疑是勾结西戎和叛乱诸侯，杀害父亲周幽王、叔父周携王、嫡兄太子伯服，毁灭西周王朝的罪魁祸首，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人都属于典型的“乱臣贼子”，那么孔子构思和鼓吹的所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和社会主张就都毫无意义了，他总结的“春秋大义”不仅不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反而会让“天下乱臣贼子笑而从之”，事实恰恰正是如此。
司马迁祠、墓
关于《春秋》一书的写作过程和社会效果，《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过介绍和统计——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司马迁对于《春秋》乃至于儒家《五经》的这段经典评述，历来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真理。可是，一旦周平王政权的正统性或东周王朝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一切便都难以成立了，反倒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周平王本人就是涉嫌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下，东周各诸侯国内不断爆发推翻国君的内乱也就顺理成章了。单就秦襄公擅自祭祀上帝，进而毁灭包括西周历代王陵和宗庙在内的西周都城镐京，周平王却不敢讨伐他这件事来说，周平王是没有威严和统治力的。自周平王登基开始，就没有诸侯真正把他当回事。周平王也知道自己缺乏统治合法性和实力，所以仅仅满足于在洛邑苟延残喘。按照《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的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也就是说，当秦襄公擅自祭祀上帝并毁灭镐京的消息传出以后，就连一向最听周天子话的模范诸侯、周公旦的后裔鲁惠公都打算用天子的标准祭祀祖先了。鲁惠公的祖先也是周文王，现在周文王陵和宗庙都被秦人所毁，那么周平王在洛阳祭祀祖先和鲁惠公在曲阜祭祀祖先就没什么区别了，都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墓地实物作祭祀对象，所以鲁惠公打算自行祭祀周文王等祖先。不过，鲁惠公出于尊重，还是向周平王做了请示，周平王派使者史角去鲁国劝阻鲁惠公，结果似乎并不理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由此揭开序幕。后来，这位博学的史角便在鲁国定居下来，墨子就是他的弟子。不过，墨子比史角小约二百岁，所以他只可能是史角的几代再传弟子。在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吕氏春秋》的时代，墨家是秦国的显学，所以《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的这段记载可靠性不低。
本来，周平王是拥有统治合法性的，因为在父亲周幽王和嫡兄太子伯服死后，他作为周幽王硕果仅存的王子，本有资格顺位成为新的周天子。但是，由于周平王当时尚未成年，加上他的外祖父申侯（申文王）多次发动叛乱，叔父周携王作为“代理国君”的合法性获得增强，伯父郑桓公也图谋染指王位，其事业一路坎坷。尽管如此，在郑桓公去世，晋文侯杀死周携王，结束“二王并立”内战以后，周平王作为唯一在世的王子，便成了诸侯仅有的选择。
周平王之所以最终被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等诸侯拥立称王，就是因为在王位继承顺序排名靠前的西周王室男性成员中，他是实力最弱、政治包袱最重、最容易被控制、最适合给诸侯当傀儡的一个。
无论孔子生前是否了解东周王朝波诡云谲的头48 年历史，他晚年编订《春秋》时，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显而易见：不记载，不争论。
孔子编订的《春秋》是一部非常讲究“政治正确”的编年史。孔子选择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讲起，颇费了一番心思：周平王元年或鲁惠公元年都没法作为这段历史的起点，因为这会牵涉到“二王并立”这段极富争议的历史，动摇《春秋》全书的政治伦理道德基础。鲁惠公去世以后的鲁隐公元年则非常合适，因为这时除了行将就木的周平王以外，申侯（申文王）、郑桓公、郑武公、晋文侯、秦襄公等曾经目睹西周灭亡的过程并对西周灭亡负有责任的人已经全都去世了，孔子无须再花费笔墨详细叙述他们的事迹，并为如何证明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大伤脑筋。
《春秋》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绕过东周初年这段棘手的历史，但是作为当事人，周平王、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等人却无法完全回避它。
毕竟，他们需要解释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便澄清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流言，特别是许多充满质疑的歌谣。例如“其君也哉”这样的诗句听上去就颇具讽刺意味，很难想象，在未经孔子删改之前，这些诗歌的原始版本是什么样子，其中又会透露出多少重要的历史信息。
周原遗址
西周末年战乱结束以后，东周王朝君臣急需把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和合理化。这样一来，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便迫在眉睫：为西周的灭亡寻找责任人。
最终，他们选定了一名责任人——生前表现中规中矩的周幽王王后褒姒。
为什么是她？
提到西周的灭亡，一首文艺作品不能不提，那就是《诗经·小雅·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与这首长诗体现的艺术水准和忧伤情绪相比，它吸引后人的地方是，似乎在所有可靠的东周文献中，它第一个提出了“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从此，周幽王的王后褒姒就逐渐被认定为导致西周灭亡的元凶了。
《东周列国·春秋篇》褒姒剧照
从内容上来看，《正月》这首诗的作者应当完整地经历了整个西周王朝的灭亡过程，“正月繁霜”指的就是周幽王末年至周平王初年特别寒冷的气候。
奇怪的是，在诗中，作者多次表达出欲言又止的态度，如“民之讹言”“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看上去，作者似乎很害怕说出事情的真相，好像面对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很担心得罪什么位高权重的人，但是却毫无铺垫地直接说出“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显得非常突兀。众所周知，褒姒在骊山之战中被犬戎俘获，从此就不知所终，很可能并没有活多久。《正月》诗的作者如果认定褒姒是导致西周灭亡的元凶，那根本就没有必要顾虑什么。所以，“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这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诗句，更像是被后人生硬地加入《正月》这首广为人知的诗的，用于支持王后褒姒导致西周灭亡的理论，而并非原诗作者的本意。
《正月》这首诗不仅把西周灭亡的责任人引向了王后褒姒，很可能还由此衍生出了“褒姒是蜥蜴怪变的妖孽”这一荒诞的传说，因为这首古诗中有“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样一句话，其实原文只是用“虺蜴”指言行像蛇和蜥蜴一样有毒的害人者。
东周王朝君臣为什么要选定褒姒当西周灭亡的主要责任人呢？在崇尚暴力的战乱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会大幅下降。与周携王、虢公翰等同样受到叛乱诸侯憎恨的西周末年政治人物相比，褒姒作为褒国公主，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社会背景也不算强，批判她没有政治风险，不会引起严重的社会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当周平王登上王位的时候，褒姒和她的儿子伯服已经死了，无法为自己辩护。与把西周王朝的灭亡归因于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恶斗的复杂事实相比，把褒姒描写为让丈夫周幽王堕落失德，导致西周王朝崩溃的坏女人，把故事的主题转移到男女关系上去，传播性更好，也更有利于各个导致西周王朝灭亡的人巩固自己的政权。
总之，在这个原本好端端的王朝被内战吞噬的战乱时代，让已故的王后褒姒多受些委屈，所有活下来的男人就都能多保住一些颜面。把已故的王后褒姒污名化，不仅使许多对西周王朝的灭亡负有责任的叛国者免除了应有的惩罚，而且还减轻了他们遭受的心灵煎熬。随着东周历史的发展，各诸侯国也不断爆发内乱，很快，许多掌权的男人都意识到，每当发生内乱，总可以找一个女人出来承担责任。这样一来，男人们就可以在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