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南京火车站，王近山刚走下列车，便看见月台上站着三位熟悉的将领：尤太忠、吴仕宏和肖永银。此时的他，刚从农场副场长的位置上复出，人生经历过沉重落差，再见昔日部下，心中滋味复杂。
王近山快步走到肖永银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突然落了下来：“过去，是我错怪你了。”肖永银没有解释，只低声回道：“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你明白就好。”
这句迟到了二十年的话，牵出了一段特殊的战友情。两人同属红四方面军系统，少年时代便参加革命，却并非一开始就在同一支部队。王近山十五岁入伍，肖永银十三岁参加革命，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
王近山作战勇猛，屡次冲在最前面，部队中很早便有了“王疯子”的称呼。十六岁任连长，十九岁成为团长，二十岁担任师长，这样的升迁速度，与他的胆略和战功密不可分。
肖永银的道路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太小时，他只能担任号兵，经过长征和西征军的磨炼，才逐渐走上指挥岗位。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险些被留在后方。幸亏许世友坚持把他带走，这才保住了这名年轻干部。
抗战时期，两人虽然都在刘邓部队工作，却分属不同单位。王近山在韩略村伏击日军军官观战团，一战歼灭大批日军军官，声名大振；肖永银则在基层部队中稳扎稳打，靠实际战绩一步步站稳脚跟。
真正的长期合作，始于1945年底第六纵队成立。王近山担任司令员，肖永银任十八旅旅长。两人的第一次配合，就遇到了棘手问题。陇海战役期间，十六旅和十八旅都希望承担主攻任务，王近山夹在中间，既要顾全部队积极性，也不能让指挥关系失去平衡。
肖永银起初没有表态。王近山问他意见，他只是沉默。后来在政委李震协调下，肖永银才说：“服从组织安排。”兰封、考城一带的作战打得很硬，第六纵队由此建立了威信，两人的合作也逐渐进入正轨。
有意思的是，肖永银是少数敢在关键时刻顶住王近山的人。1947年鲁西南作战中，第六纵队承担重任，肖永银指挥部队攻打大杨湖，战斗打到最紧张处，几乎无兵可用，只得抽调原本负责警戒的部队。
王近山得知后质问他：“把警戒部队调走，敌人从那里突围怎么办？”肖永银急得回了一句：“眼下火烧眉毛，顾不了那么多了！”王近山没有继续发火，而是说：“我再给你两个团。”
后来肖永银再次求援，王近山又调来一个团。可这个团赶到时只剩八十多人，实际上已经是把手里的力量全部压了上去。正是这种彼此托底的配合，使第六纵队成为刘邓大军的重要主力。
隔阂发生在进军大西南以后。肖永银担任第十二军副军长，发现个别干部在婚姻和生活问题上违反纪律，其中也牵涉到王近山。出于保护老首长的考虑，肖永银采取了强硬措施，调离相关人员，还顶住压力，迟迟不愿召开公开处理会议。
事情最终仍被上报。调查过程中，王近山受到特殊照顾，没有被追究同等责任。遗憾的是，他后来听到的说法却变了，以为是肖永银把问题捅了上去。一个人在替他挡事，另一个人却误以为自己遭到背后揭发，误会就这样形成。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十二军准备入朝，肖永银却没有接到出发通知。他没有直接去找王近山，而是转到刘伯承那里请战，最终获准参战。入朝以后，两人仍能共同作战，却只谈公事，昔日的亲近再也没有恢复。
二十年间，王近山的人生再次大起大落。因生活作风问题，他被降职到农场工作。特殊年代里，有人试图从肖永银处寻找王近山的材料，肖永银却没有落井下石，还提醒王近山不要卷入新的纷争，并建议他通过许世友向上级如实写信、主动检讨。
这份帮助没有立即换来职位，却为王近山争取到了重新说明问题的机会。1969年，他终于回到部队，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职务上反而成了肖永银的下属。公开场合，王近山始终称他“肖司令”；而在肖永银心里，这位老上级始终还是“王司令”。
1975年，肖永银调离南京军区，两人共饮一杯酒，彼此道别。三年后，王近山病逝，终年六十三岁。肖永银连夜赶到南京，面对遗体长叹：“王司令，你走得太早了。”
办理后事时，肖永银亲自撰写悼词，看到“副参谋长”的称谓，提笔划去了“副”字。后来邓小平提出以“顾问”作为王近山的身后称谓。1993年，王近山逝世十五周年之际，邓小平又为他题写“一代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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