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县城东门内，有一座书院的命运，被一场持续多年的官司改写了。
260多年前，龙台寺旁的山上长着两千多株古木，僧人说是寺产，乡民坚持是祖上所植。
双方争讼多年，知府王汝治一道判决把木材全部充公。
木头堆在山麓，后来寺僧偷取，无赖伐卖，最后只追回七百两银子。
就是这笔钱，加上新任知府费元龙带头募捐凑来的几百两，成了潼川草堂书院的第一笔建设资金。
一场官司的烂尾，意外催生了四川第二大城市的第一所书院。
乾隆十九年（1754年），费元龙从绵州调任潼川知府。
他上任后发现，潼川作为潼川府治所在地，居然没有一所像样的书院，读书人只能借寺庙一角学习，仅有其名。
他把属下和绅士召集到府衙，宣布要建书院。
听完预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知道这是笔巨款。
这时一位曾在府衙任通判的老者提起了龙台寺那批古木的往事。
费元龙立即派人清查，追回七百两变卖款，自己又带头捐钱募资，七个月后，一座占地数亩、房舍四十三间的书院在县城东门内建成。
因为与涪江对岸东山文峰塔遥遥相望，取名文峰书院。
书院建成第一年，乾隆二十一年春，三台就考取廪生4人、补博士弟子员17人。
在当时，这相当于一年培养出4个本科生、17个高中毕业生，轰动全县。
但文峰书院这个名字只用了二十多年。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新任潼川知府沈清任发现，杜甫避徐知道之乱入蜀时，曾在这片土地上住过，书院所在正是杜甫故居旧址。
他主持大修书院后，将其更名为草堂书院，在门楣挂上人文彪蔚匾额，把杜甫画像悬挂在讲堂后楹。
从此书院经费由潼川府所属八县共同承担，有了更稳定的财政支撑。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府张松孙再次大修书院时，在讲堂前凿池架桥，题名濯秀，又在池边垒土成山，取名饭颗山。
这座假山一直保存到1950年代初，当时三台中学的学生还常在山旁赏梅。
张松孙是李白杜甫的狂热崇拜者。
他认为李杜千古知己，礼宜并祀，专门在讲堂后建了三间堂屋，请木匠雕刻李杜木像合祀。
这就是后来李杜祠的雏形。
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知县沈昭兴主持重建时，正式将这座建筑提升为书院标志性的李杜祠。
草堂书院的入学门槛极高。
潼川府下辖八县，每年录取学生只有二三十人。
学生基本都是住宿生，实行封闭式管理。
书院讲堂大门上挂着经义治事四个字，这就是学习内容的全部经义是四书五经、昭明文选、离骚、庄子、陶杜诗、韩苏文这些儒家经典，治事则包括治民、水利、算数、讲武。
书院的管理条例极为严格。
每天课程必须完成定额，读书若干章、读文若干篇、习字若干行、作诗若干首，学生听完讲课后必须回讲或另讲一章一节。
每月初一、十五要祭祀先祖和圣人，班位整肃，衣冠齐楚，质明行礼。
学生的功课、听课、自学、食宿、请假都有记录，不告假在外游荡者，初次申饬，再次责罚，三次黜逐。
至于赌博饮酒、度曲吹箫这类事，一旦发现立即开除。
但书院也有激励机制。
学生每月领取一次生活补贴，按内外肄业情况和成绩分等级发放，成绩优异者逐级提升待遇。
历年在院肄业的学生，毕业后姓名会列入光荣榜，刻碑立传。
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让草堂书院在清代中后期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嘉庆年间，来书院学习的学生中，三台本地生源占了八九成，县官每月亲自考课，捐赠奖金鼓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潼川知府钟润奉旨废科举、建学堂，将草堂书院改办成潼川府中学堂，也就是今天三台中学的前身。
持续了151年的草堂书院，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场因古木归属引发的官司，最终没有判出明确的输赢。
但那七百两追回的变卖款，却在三台教育史上留下了一笔意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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