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许纪霖作品集，其中《无穷的困惑》是1990年代末初入大学时所读，与《智者的尊严》一起，在那个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节，给予了史学之于我，一种新鲜的感怆。许纪霖老师带着丰沛的元气所书写的近代中国、近代人物，至今记忆犹新。元气之于史学写作，自别具一种感染力。但对史家而言，于满目杂芜的历史残骸中找出内在隐微的脉络，恢张历史生命的元气，则舍静气无由。史家的静气与史学的元气之间，实存有一种不难察觉的关联。这篇小文并非书评，亦算不上读后感，而是我重读“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所产生的有关史家与史学的点滴感想。
《无穷的困惑 : 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45.00元
从“少作”谈起
《无穷的困惑》新版序言中，许老师追忆这部三十岁时写成的“少作”。就从这套作品集来看，三十年前所作，和三十年后所作，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写作大概类似酿酒，时间会祛除酸涩、沉淀杂质，让它变得更醇、更厚，没有了新酿那种刺鼻的劲头。酒自然越醇越好，认真的写作，大致也是一样。但人在年少时候写的东西，会有那样一种冲劲，无所畏惧，元气淋漓，所谓“少年气”。它当然不够成熟，但似乎，不成熟亦有不成熟的可贵。气魄，往往是年轻的写作者更盛，更愿意流露、曝露情感，写作则会带有一种野气，不愿意束缚于规范；而规范亦些许指向陈见。所以，在“少作”中，我们常能看到大胆的论断；但史学本身是一门要求冷静与理智的学科，更要求积淀。越是从业年深，越是自觉于节制，久而久之，“元气”便消失怠尽。研究或如老吏断狱，醇则醇矣，却不富感染力。许纪霖老师显然不是这样的写作者，看他这部跨越三十年的作品集，始终元气酣畅，保持了一个思想史研究者，对历史与现实最大程度的好奇心。
这是史学的动人之处，它不仅讲述世事沧桑，还传递人心与人情，都构成史学的恒久影响。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读到“外圆与内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在心里激扬起来有关民族与家国的情感。这或许也是当日读着梁任公、读着《新民丛报》和《警示钟》开始走上救亡道路的晚清那代读书人，他们在阅读中所体味到的人生、前路与感时忧世。通过历史书写，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在阅读中，达成某种共情。这种共情，也是史学所能带来的，作为智性的学术研究与职业之外，更大的意义所在。世代如落叶，但又是烟火接续的，而能够去接续这些情感与价值的，史学无疑是最佳途径之一。
《无穷的困惑》，以及《智者的尊严》写作的年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理想主义倏忽起落的年代。那时的写作者，多数热衷以历史抒情，尽管身陷“入世与出世、改制与启蒙、统一与民主、独立与依归、超然与介入、正义与生存……”无从解脱的重重“困惑”，但仍汲汲思考中国的现代之路，以写史寄托对家国命运“忍不住的关怀”。这样的史学亦可视为自我的表达。这一点，许老师并不讳言，他自承：这本“少作”，“既是我个人走过的心路历程，也是80年代留下的时代印记”。然而，当历史书写变成自我表达的时候，“因文见道”很容易演为“强史就我”。譬如，关于晚清中国的革命与改良，许老师写：“在清末那种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三角格局中，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耐人寻味，后者代表社会底层平民的激进，那种义无反顾、敢作敢为、再造乾坤的气魄和胆略；前者代表社会中层开明士绅的稳健，那种深思熟虑、前瞻后顾、步步为营的练达和世故。”革命意味气魄，改良意味稳健，这是寻求出路的思考者对复杂历史做出的简单判分。实际上，历史存在复杂的“多变之中的不变”与“不变之中的多变”，没有壹或贰的简单选择。晚清的革命派，也并不代表社会底层平民，他们代表的是“中等社会”；革命派与立宪派虽各有诉求，但在不同一性中又具有同一性，至少为中国谋求现代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而“底层社会”及其阶级代表，一直要到1920年代后，才开始在中国历史中正式登场并最终决定了它的走向。
论断在对事实的钩沉中做出，非此，则可能既不准确也不具体。所以，史学的元气需要少年式的勇烈，但更需要静气，任何壮阔的图案都须剥丝抽茧的工夫细细做来，方能成像。拼贴过去更是如此，想象力最终总是要依托具体的史实才能勾联出线索。
“历史学家的技艺”
元气与静气，亦关涉到史家历来对“考据”与“义理”的争、辨。史家讲史法，不出“考据”与“义理”之间——亦即，历史书写，重在“求真”，还是“求解”。在我看来，这两者不必分歧。“求真”应当是史学内在的、无须申说的一种特质，历史学不可能凭空立说，总是以史料作为基底、以坚实的证据作为基础，而后便是对材料的辨析、归类、串联。从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到整理出条理，史料取舍，看似指向求真，实则是对史家史识与史观的一次充分验证。这个过程，本身既是求真的，亦是求解的。比如，对一种文献的断代与考证、对一个人物生卒、出处的考订，总是要与政治史、文化史的大脉络联成一体，才能找到变迁的历史线索，考据即在求解过程中。再比如尚小明老师的《重审宋案》，是一个很典型的考证史学，但在拨开百年宋案迷雾的过程中，我们又能看到许多有关时势与人事的分析，有关清末革命与民初政局复杂矛盾的揭示。这就是求真与求解的融合。史学大抵如此，纯粹的考证与纯粹的义理都不大可能存在。
《宋案重审（修订本）》，尚小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
粗略区分，不外人文倾向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人文倾向的史学，除了“察其渊源，观其流变”，还有非常重要的，携带价值与审美，史家对本时代的思考以及更大时空范围内对人类命运的眷注。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支配模式，理论、方法论，范式、模型，问题意识，等等。除了人文与社科，还有一种判分，史实重建类型的研究与解释、思辨类型的研究。前者比较注重新问题点的发掘和新史料的开掘，后者则更注重老题新做，在叙述和知识之外，更多致力于解释以及对历史变迁线索的勾联。
文无定法，史学同样如此，它其实一直在科学与艺术—人文学之间游走。海登·怀特就讲过，历史是一门科学，当研究者开始叙事，便成为艺术。它是一个结合体（Combination），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不同的路向，无高下之分，只不过，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心性、自己的擅长和喜好，去寻找问题，然后写作。我个人，比较倾向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历史不是时间的单纯累积，社会与人，较之于自然，是更加复杂的、充满变量的。不确定性、变动、未知、差异、反规律，以及这些不确定性所连带的对智性的考验，共同构成了史学的魅力。
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大概是遇到了“最好的时光”，极大量的典籍、档案、日记、书札、报刊资料数据化，获得资料之多、之方便，前所未有。并且，“AI时代”似乎也到来了。但，好的与坏的，往往就是这样相伴而来。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除了清理史实、重建史实，填补一些空白、厘定一些错误，新史料所开掘的新问题，往往是断片的，而不是通贯的，这一类型的知识积累，放在历史整体变迁的脉络中，可能就是不成立的、无足轻重的，或者只是对已有知识的重复。第二，由新史料、新方法带来的新问题，可能非常干枯，没有温度，历史由人组成，不呈现温度、歌哭和呼吸的历史，是没有血肉的、无法企及真实的历史。这在我阅读中古史研究的诸种著作时，有特别深的印象，是他们对历史“推断”式、“臆测”式的研究。习近代史者，读中古史，往往能过瘾地感受到“历史学家的技艺”，因为材料有限，所以，怎样推断、怎样架接假设与求证，就变得非常重要，谁的连缀能力强，能在不疑中生疑，在史料的空白处以相象力联缀出历史的因果，就能发见前人所未发见。这类似破案，精彩程度全在技巧。而反观近现代史研究，材料随手可及，带来的问题是，没有动力去寻找和解决那些极具困难的问题和真正关键的问题，只要把现成的材料，稍加安排，就做了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历史学家的技艺值，被降到一个很低的点。这构成我们读大量的近现代史论文，无法产生兴奋感的重要原因。材料是没有尽头的，关键在于连缀，怎么把一个一个的问题放置到历史变迁的脉络中，寻找出起因、转折与流变的方向。中国现代学术确立以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位史家，钱穆和吕思勉，他们的共通，一是有通贯的自觉，任何一个具体研究都置于长程的变迁脉络中加以考察；二是阅读他们，既可以体验到历史温凉，也可以体验到史家的温凉，世事往往与人心与人情贯通。这种历史书写的方式，从中国的内在理路，从中国人的情感出发，以情感与直觉辅以理智，去推演历史变迁。他们的思考与书写，都是典型的“中国叙事”，“人生之情，无非家国”，这也是在当代民族国家大环境底下，历史书写之所以动人的重要原因。
史家的“历史温凉”，还表现在，他们本身就以士人身份深度参与时代及时代精神的变迁，不仅仅是记录者，比如吕思勉。吕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位不入俗、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书斋学者，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位学者身上，更能让我们体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以学术参与时代的集体心态。吕思勉说过，学术是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然而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一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读书人应当潜心于学术之际。那是因为，变局来临，由旧法到今日的演变，最需要由学人平心静气的思考。“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蔡孑民论》）困局与大浪袭来之际，历史学家展示其担当的，并不在于焦急奔走与言辞鼓荡。他们必须以一种“静气”去回应时代，据此诊、疗因变局而造成的浮薄嚣凌的时代病症。与诚之先生相似，陈寅恪也是一位将文化的存亡续绝寄托于冷静研究的史家。“文化关一国之存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说“在史中求史识”，探寻中国历史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以及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久远存在的原因。凡此种种，心系的往往在于“中国历史的教训”，以及历史渊源之于走出当下危局的借鉴意义。以“疑古”闻名的顾颉刚在自述治史心愿时也曾说过，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藉此得到解决：“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将这些追究中国历史大势的宏大问题寓于学术考订，以“问题”幽微地阐发“主义”，这是中国近现代国家大变局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心中萦绕不去的旨趣。学术亦当讲求事功；但讲求之法，却不在于思想家、政治家式的直白，在于载之以厚重的、客观的历史辨正。
最后，归到“史法”
一切思考、趣味与宗旨，最终还是要归于“史法”及其实践。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里记，胡适知道罗尔纲打算研究湘军时，针对他认为“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的说法提出批评，胡适有一句话：“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还有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的那段耳熟能详的话：“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籍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这是当代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存在的极大问题。“神游冥想”、“表一种之同情”又是这个时代的史学，很缺乏的。理论与问题意识导向的历史研究，重要意义在于，对历史提问的能力变强、提问的范围拓展了。但是当历史被框进理论和一些既定的问题，它的那些不确定性、未知性、裂变与差异就被折损。张荫麟说，史家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著史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方法构成一种熏陶，张大视野与胸怀；但方法若与史事两分，则研究不是落入凌空蹈虚，便是虚张声势的。我想举一个近代史研究中的例子。前些年，高全喜和章永乐君所代表的政治学、法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有关辛亥大妥协，他们在政治法学的视野中，把清帝逊位纳入法统序列，重新解释了辛亥革命。这个视角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确有意义，重新审视了那场革命的结束方式和它的走向，也让历史学界更多注意到从革命的对手方去考察和研究这场革命。但法统承续的这个解释模式，归复到鲜活的历史现场，又有非常大的问题，妥协其实不是在法理秩序内达成的，“大妥协”有更加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这就是历史学需要解决的。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羼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之间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逊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的起草，从人选、成稿到最终底定，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经历了多少博弈、转圜？四川将军玉崑、杭州将军德济，各自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与什么样的势力达成妥协。光复之际，驻防、士绅、新军、民党、会党，甚或羼入革军队伍的“匪”，在各地有复杂的构成及组合、对峙关系，构成辛亥年的具体情势。这里面，还有无数问题，其实没有搞清楚。皇室与南北各方援引的法理只是一个招牌，可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史学之吸引力，许多就在破解这些谜团的过程当中。其间的人与事、我们的提问，当然会受到进展中的各类理论、方法论等思潮的影响，但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最后只有归结到人、事本身，才是史学要面对和解决的。
王汎森讲，应注意区分“invisible world”与“visible world”。在史料“爆炸”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看得见的世界”日益扩展、极大丰富；而“看不见的世界”构成深微的线索，恰恰是克服“碎片化”问题的最大助力。“穷幽极微”，这无疑更加考验史家的识见与技艺。熊十力评论柳诒徵《国史要义》，讲这个书是一种“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的境界。我非常喜欢这八个字，或许也是我们现在常常追忆的，群星璀璨的民国学界，那一代学人及其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所在，他们总是能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出发，实现一种宏大的关怀；能从中国历史与当下状态出发，寻找属于中国的独特命题。新的史学思潮、史学方法，都是时潮，相比这些，相象力以及写作者的史识与史观更重要，我们能用这些东西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不要做思想史、经济史、政治史、外交史这样刻板的分割。我们看历史，本来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问题，一个一个的人，回到问题和人，回到过去时间中人们身临和思考的，从他们的本位去寻求解释，这样，自然能引向历史的深处。
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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