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贵州遵义以北一处山谷，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乘车检查剿匪工作。车队刚进入峡口，两侧山坡突然响起枪声。警卫员迅速下车，占据路旁掩体，将杨勇护在中间。山风裹着硝烟，子弹不断打在车身和岩石上。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拦路抢劫。袭击者事先占领了制高点，选择的地点又恰好处在道路收窄处，显然熟悉杨勇的行程。杨勇没有停留在车旁，而是指挥警卫和参谋分组还击，交替掩护，向右侧山坡突击。激战约半小时后，队伍才冲出包围。
当时的贵州，表面上已经解放，地方秩序却远没有稳定。第五兵团主力正在向西推进，省内留下的兵力相对有限。国民党残余人员、地方旧武装和土匪彼此勾连，凭借山地地形活动，袭击交通线，破坏基层政权。
遵义一带尤为棘手。土匪不但有步枪、机枪，部分队伍还掌握迫击炮。新建的地方政府缺乏经验，粮食、药品和弹药运输都要依靠有限的道路。一旦车队遭到破坏，前线和乡村的正常运转便会受到牵连。
杨勇遇袭后不久，类似的危险再次出现。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奉命押送军需物资前往遵义。车队规模很大，近百辆卡车装载着粮食、弹药和药品，由加强营负责护卫。
车队行至松坎附近山谷时，数以千计的土匪突然从两侧高地开火。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向道路倾泻，尹先炳乘坐的吉普车轮胎被打穿。他跳下车辆组织反击，护卫部队凭借地形顽强抵抗，直到增援赶到，才迫使袭击者退去。
这场战斗付出了不小代价。数十名战士伤亡，二十多辆卡车被毁，部分物资遭到抢掠。更令尹先炳警觉的是，土匪对车队的路线、时间和兵力似乎十分清楚。
战斗结束后，他对身边人员说：“他们知道得太多了，问题恐怕不只在山里。”这句话并非凭空猜测。两次袭击都针对高级指挥员或重要运输，地点险要，准备充分，行动时间也拿捏得很准。
贵州军区随即组织调查，尹先炳参与负责。调查没有停留在军区内部，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文书、后勤和地方武装。因为行动情报并非只有作战人员能够接触，运输路线、出发时间，往往会在层层传递中留下痕迹。
一度，调查陷入僵局。相关人员的履历和行动记录没有明显破绽，土匪却像提前得到了消息。调查组转而检查地方剿匪队伍，松坎剿匪大队因此进入视线。
这支队伍成分复杂，部分人员来自旧武装，也有人曾经参加过土匪活动。大队长张华清原是当地惯匪，后来被国民党军收编，贵州解放时率部投诚，随后担任松坎区副区长兼剿匪大队长。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熟悉山中武装，也掌握地方治安和军需运输情况。
转机来自一名被俘土匪的供述。此人称，运输队遇袭前，有人穿着剿匪大队制服，将车队路线和抵达时间透露给了山中匪徒。调查人员顺着这条线索追查，发现张华清的亲信曾与土匪秘密接触。
秘密监视很快取得证据。张华清方面再次向土匪传递军需运输情报，而相关车队随后果然遭到袭击。多条线索相互印证，杨勇遇袭和尹先炳车队被劫，都与这条泄密渠道有关。
抓捕尚未展开，张华清便察觉风声。他带着一百多人公开叛变，袭击綦江县青年乡，抢走军粮二十多吨。解放军立即组织围剿。张华清熟悉当地地形，曾一度摆脱追击，但最终仍被击毙。
内奸暴露后，剿匪部署随之调整。贵州军区不再只依靠军事追击，而是把武装打击、政治瓦解和群众动员结合起来，对首恶严惩，对受胁从匪者争取，对提供线索和立功人员予以奖励。
这一办法改变了匪患扩散的条件。1950年5月至6月，金沙地区展开合围作战，部队从多个方向压缩匪帮活动范围，攻破杨家洞等据点，歼灭和俘获一批重要头目。8月，岑巩、石阡一带又实施大规模合围，吴河清匪部被逐步逼入深山，经过连续搜索，吴河清最终被捕。
黔东北梵净山的战斗更为艰苦。1950年11月，川东军区部队与铜仁、酉阳等地武装协同，从西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推进。梵净山山高林密，匪徒熟悉道路，部队便封锁大小路口和水路，再分片搜剿，防止残部重新聚集。
到12月中旬，梵净山会剿基本结束，许多土匪被歼灭或投降，地方民兵和基层政权也逐步建立。贵州各地的交通线重新得到控制，粮食运输和城乡物资流通不再频繁遭到截断。
杨勇遇袭、军需车队被劫，表面看是两场山谷伏击，实际暴露出新政权初建时面临的双重危险：山里的武装尚未清除，地方队伍内部也可能混入旧势力。张华清案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说明，剿匪不仅是枪口对着山林，更是对组织、情报和地方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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