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刘备进入益州前后，成都与荆州之间，张松、法正、徐庶、马超、潘濬、吕蒙，分别站在不同阵营里，做出了影响三国走向的选择。小说把他们写成忠臣、义士或能臣，史书中的形象却没有这么整齐。
张松最早是益州牧刘璋的属官。史书说他“放荡不治节操”，并不是说他毫无才干，恰恰相反，刘璋一直认为此人有能力，所以才让他出使曹操。
建安十三年，刘璋派张松前往许都，希望与曹操建立联系。此时曹操刚平定荆州，气势正盛，对张松并未特别看重，只给了一个县令之职。张松心中不满，回到益州后，便改变了原先的建议。
“曹操不足与谋。”
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符合当时的局势。赤壁战败后，曹操无力继续南下，张松便转而推举刘备。他不仅建议刘璋邀请刘备入蜀，还把益州的地理、军政情况带给了刘备。后来刘备夺取益州，张松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松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才华，而在于身为刘璋属下，却率先谋划更换主人。小说强化了他的机敏和忠诚，淡化了他的背主行为。法正也有类似之处，他原本效力刘璋，却因不得志而倒向刘备，并为刘备夺取益州提供了具体谋划。
不过，法正不能简单看成只会投机的小人。刘备得到益州后，对法正极为倚重，汉中之战中，法正还提出了针对夏侯渊的作战建议。此人有才，也有私心；有功，也有亏节。把他单纯写成刘备阵营的忠臣，显然失去了历史的复杂性。
徐庶的变化更明显。《三国演义》中，他因母亲被曹操控制而离开刘备，临行前还推荐诸葛亮，几乎成了忠孝两全的典范。正史记载却没有这样完整的戏剧安排。徐庶本名徐福，先在刘备麾下任职，后来随刘备南撤，母亲失散，他得知母亲在曹操处后，便转投曹操。
徐庶并非毫无能力，问题是他离开刘备的原因，不能全归结为母命。史书没有说他到了曹营后坚持“不献一计”，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始终心向刘备。曹魏后期，他还担任御史中丞。这个职位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被曹操长期冷落的闲人。
诸葛亮的出场，也不是徐庶骑马返回、极力推荐那么简单。根据《三国志》记载，是徐庶向刘备提到诸葛亮，刘备亲自前往拜访，最终形成了“三顾茅庐”的故事。小说把徐庶的离去处理得悲壮，历史中的选择却更现实。
马超则牵涉到一个沉重的家族悲剧。曹操控制关中后，马腾被征入朝廷，留在邺城。建安十七年，马超在关中起兵反曹，马腾及其家属随后被诛杀，马氏宗族受到牵连。
《三国演义》里的马超，是潼关战场上与曹操厮杀的西凉名将，后来归附刘备，成为五虎上将之一。这个形象十分耀眼，却弱化了一个事实：马超起兵时，明知父亲和族人仍在曹操控制之下，依然发动军事行动。战争并非只看个人勇武，也会把家族一同卷入。称他为“不孝”，属于后人的道德评判，但他的选择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
潘濬在小说里存在感很低，历史上的经历却颇有分量。他曾任刘备属官，与关羽关系不佳。吕蒙袭取荆州后，潘濬一度闭门不出，孙权亲自前往劝说，他才归附东吴。此后潘濬受到孙权重用，成为东吴的重要官员。
需要分清的是，史书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潘濬主动设计了关羽败亡，也不能把荆州失守全算在他一人头上。可他由刘备旧臣转为东吴重臣，确实说明小说有意淡化了他的政治选择。
吕蒙则是荆州易手的主要执行者。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攻襄樊，吕蒙利用关羽主力在外、荆州防务空虚的机会，率军袭取公安、江陵。东吴军队还以白衣商贾伪装接近江岸，迅速控制沿线据点。
小说把吕蒙写成擅长权谋的敌将，后来又安排他在庆功宴上因关羽索命而死。正史记载中，吕蒙于建安二十五年病逝，并非被鬼魂吓死。至于他是否“卑鄙”，更多是立场与战争伦理带来的评价；从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却极其成功，直接改变了荆州归属。
张松、法正、徐庶、马超、潘濬、吕蒙，不能被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他们有的背主，有的求存，有的误判，有的善于用兵。小说需要鲜明的人物，史书留下的却往往是功过交杂的真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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