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7日深夜，黑龙江汤原一带，张寿篯与区委书记李凤林带领一支百人队伍，悄悄逼近汤旺河西岸的伪警哨所。积雪没过膝盖，河面冻得结实，寒气从靴底往上钻。谁也没有想到，这支队伍此后两天竟要奔袭数百里，直插日伪控制严密的老钱柜。
当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主力正在鹤岗方向作战，张寿篯身边只有二十多名战士。武器谈不上精良，有些人使用老式步枪，甚至还带着猎枪和红缨枪。老钱柜却驻有百余名伪森林警察，并有日军督战人员坐镇，正面硬碰，胜算极小。
张寿篯没有急着进攻，而是把目光放在敌人的内部关系上。他连夜找到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李凤林。这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很快调集八十名游击队员，与第六军战士合编。侦察得知，伪警头目于祯外号“于四炮”，此时下山为哑巴儿子操办婚事，老钱柜暂时群龙无首。
机会稍纵即逝。
队伍决定先夺哨所，再借伪警身份穿过沿途关卡。3月17日夜里，李凤林贴近窗边，透过被捅破的窗户纸观察屋内动静。两个伪警围着火炉喝酒，枪支就放在一旁。门被踹开的刹那，战士们一拥而入，屋里只响起短促的挣扎声。
从俘虏口中，他们得知河东营房还驻着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等人。张寿篯随即分兵突入。黄毛当时正躺在炕上抽烟，慌乱中把烟灯砸向来人。张寿篯侧身避开，窗外十几支枪同时对准屋内。西院的伪警还没来得及取枪，便被李凤林带人缴了械。
这一仗没有大声喧哗，却拿下了整个哨所。
伐木工获救后，送来十二架四马爬犁。战士们换上缴获的伪警服装，把黄毛等人押在队伍中间，沿汤旺河向东急进。马蹄不断敲击冰面，雪粒子迎面打来，人的眉毛和胡须很快结成冰霜。白天赶路，夜里隐蔽，稍有耽搁就可能被日伪巡逻队截住。
第二天中午，队伍在威岭附近遇到巡逻人员。领头的宋喜斌，是于四炮的结拜兄弟，也是伪警中的重要人物。李凤林用枪抵住黄毛后背，示意他应付盘问。黄毛只得喊道：“这是运粮队，自己人。”
谁知宋喜斌走近后，没有立即拔枪，反而低声说：“我带你们进去。”
原来，他的哥哥曾被日军折磨致死，心里早已埋下反抗的念头。这个关键人物的倒向，使原本危险的伪装变成了通行凭证。宋喜斌带着队伍直奔南岔哨卡，守军见“上级押粮”回来，未加盘问便搬开路障。
三十名伪警正在屋里吃饭，转眼间枪械全部被收缴。仓库里的三十万发子弹和大量粮食，也落入抗联手中。战士们啃着冻硬的饼子，用雪水解渴；李凤林则组织人员清点物资，把原先的土枪换成新缴获的步枪。宋喜斌蹲在爬犁旁，用树枝在雪地上画出老钱柜的营房分布。
这张简图，比一顿热饭更重要。
3月20日黄昏，十八架爬犁进入老钱柜外围。队伍没有贸然开火，而是继续利用伪警身份接近营门。宋喜斌上前喊道：“五炮巡哨，开门！”哨兵认出这位“二当家”，搬开了路障。门缝刚刚打开，突击队便冲入营区，正在睡梦中的伪警很快被控制。
真正危险的地方，在松林深处。
日军督战官森山住在一间圆木屋里，周围设有哨位。李凤林带人摸掉警戒，踹门而入时，森山正赤脚坐在炕上抽烟。他惊慌地去取军刀，随即与冲进屋内的李凤林扭打起来。混乱中火炉被撞翻，炭火撒落一地。李凤林抓住机会开枪，森山当场毙命，其余日军失去抵抗意志。
天亮后，战果被逐项清点：日军七人被击毙，伪警一百五十六人被俘，缴获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三十万发、粮食四百担以及军用电台。部分被俘伪警转而参加抗联，宋喜斌后来被编入抗联部队，担任重要职务。
这场行动的价值，不只是缴获多少枪械。老钱柜一带原本是日伪控制木材运输线的重要据点，拿下它，等于撕开了汤旺河防线的一道口子。随后，密营、被服设施和军政训练场所陆续建立，汤旺河逐渐成为北满抗联活动的重要依托。
但胜利并没有改变斗争的残酷性质。于四炮后来率部反正，担任抗联部队职务，1939年2月在刁翎镇筹粮时被捕，遭日军残酷杀害。李凤林于次年在桦川县葡萄沟阻击战中牺牲，年仅二十七岁。宋喜斌也在1938年9月依兰四块石战斗中，为掩护人员转移战至最后，身中多处枪伤。
多年以后，于四炮的家属仍在为其身份奔走。烈士姓名一度被尘封，战斗经过也散落在档案、证词和民间记忆中。那场两天奔袭数百里的行动，留下的并非一段轻松取胜的传奇，而是一群人在极端困境中，凭借侦察、伪装、速度和彼此信任，硬生生打开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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