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北京，中央军委调整全国战略区划，军队指挥体系迎来一次重要变化。地图上的名称变了，背后更牵动着一批身经百战的将领和地方干部。

这一调整并不是简单“改几个牌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区设置与行政大区联系紧密，军政关系较为集中。1955年，随着大行政区撤销，原有军区重新划分，形成了新的大军区体系。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按照时间计算，福州军区是在1956年成立，因此“十三大军区”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整体格局，并非十三个军区全部在同一年挂牌。

兰州军区由张达志任司令员，冼恒汉任政治委员。张达志出身陕北红军，长期在西北作战，参加过解放晋中、太原、兰州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冼恒汉参加过百色起义，后来长期从事西北军政和政治工作，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新疆军区当时升格为大军区，王恩茂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恩茂是新疆解放和建设时期的重要领导者，早年参加红军，抗战时期曾在八路军部队任职。1955年，他获授中将军衔。新疆的军政工作，当时具有边疆治理与国防建设双重特点。

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是陈再道，政治委员王任重。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和晋冀鲁豫部队中的重要将领，解放战争后长期在湖北工作，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王任重主要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并未参加当年的军衔授予。

成都军区由贺炳炎担任司令员，李井泉担任第一政治委员。贺炳炎在长征和西北作战中屡立战功，因早年负伤失去一臂，却始终活跃在军事指挥岗位，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李井泉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领导干部，军区领导中带有明显的军政协同色彩。

沈阳军区司令员为邓华，政治委员为周桓。邓华在东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承担过重要指挥任务，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周桓长期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曾在东北军区担任重要职务，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东北方向关系国家工业基地和边防安全，军区地位十分关键。

南京军区由许世友任司令员，唐亮任第一政治委员。许世友来自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指挥作战，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唐亮擅长政治工作，曾在华东部队和地方承担重要职责，同样获授上将军衔。两人一文一武，分工鲜明。

济南军区成立时，杨得志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杨得志是华北战场的名将，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谭启龙长期负责山东地方工作，兼有丰富的军政经验。需要辨明的是，舒同后来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不能直接当作军区成立时的首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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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军区较为特殊，谢富治一人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富治长期与陈赓并肩作战，曾任太岳军区和第二野战军部队的重要领导，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军区建设既要考虑国防，也要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

北京军区的首任司令员是杨成武，政治委员是朱良才。杨成武在华北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战功突出，后来还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朱良才参加过湘南起义，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也获授上将军衔。

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黄永胜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建国后曾担任总参谋长，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陶铸主要负责地方党政工作，曾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兼任军区政治委员，体现了军队与地方协同管理的特点。

西藏军区在1955年升格为大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张国华长期领导进藏部队，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及后续建设，1955年获授中将军衔。谭冠三也是进藏部队的重要政治干部，同年获授中将军衔。两人长期搭档，对西藏军政工作的稳定影响深远。

内蒙古军区成立时，乌兰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乌兰夫长期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和建设，1947年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他获授上将军衔。与其他军区相比，内蒙古军区的军事领导和民族区域治理联系得更为紧密。

至于福州军区，成立时间应放在1956年。叶飞任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长期在福建沿海和闽东地区工作，熟悉东南沿海防务，1955年已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样看，十三个大军区的形成，是1955年至1956年军队体制调整的连续结果，既有战将坐镇，也有地方政工干部协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