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重庆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病重卧床，家中米缸见底，陪在身边的潘兰珍只能设法借米度日。这个曾经站在新文化运动风口、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人，晚年生活已经窘迫到连柴米都要精打细算。
江津的日子并不好过。抗战时期物价屡涨，陈独秀没有固定收入，靠写作和旧友接济维持生活。身体上的高血压、胃病反复发作，稍有劳累便头晕咳嗽。邻里偶尔送来几把青菜，潘兰珍总要道谢许久，因为那已经不是寻常的人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救急。
屋里最贵重的东西，并非衣物，也不是药材，而是一只旧皮箱。箱中据说存放着一笔约两万元的稿酬，来源与一部小学识字教材有关。那笔钱迟迟没有取用，原因并不只是陈独秀固执，其中还牵涉书名、编写原则以及他对文字教育的看法。
有资料记载，陈独秀曾参与小学识字课本的编写，双方在书名和内容上发生分歧。对他而言，小学教育并非可以随意应付的事情，课本里的每个字，都关系到儿童如何认识汉字、理解自己的语言。稿酬因此搁置，书稿也没有顺利完成。
这件事后来被讲得颇为传奇，细节在不同回忆中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相当清楚：陈独秀不愿为了钱改变自己的原则。身处困境时，他当然知道钱能买米、买药、买棉衣，却没有把那笔款项当作普通生活费使用。
潘兰珍比陈独秀年轻许多。两人的相识，发生在上海生活最艰难的年月。她出身贫寒，年少时进纱厂做工，几乎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陈独秀教她识字，也让她逐渐接触书本。对一个长期被贫困束缚的年轻女子来说，这种改变并不显眼，却影响深远。
他们共同生活后，潘兰珍承担了大部分家务。陈独秀性情强硬，常常为了一个字、一种观点与人争论；潘兰珍则更懂得如何把日子一寸寸撑起来。她会想办法弄到粮食，也会在陈独秀病倒时守在床边。两人的关系，不是外界想象中的风花雪月，而是柴米、疾病和风雨中的相互支撑。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此后多年，他身陷囹圄，潘兰珍没有离开。她在监狱附近租住，靠纺线和零活维持生计，还尽力送饭送书。陈独秀失去自由，她便成了连接牢房与外部世界的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南京局势恶化，夫妻二人辗转武汉、重庆，后来定居江津。迁徙途中，积蓄被物价上涨一点点吞掉，生活越来越紧。有人向他提供职位，也有人试图请他重新参与政治活动，陈独秀大多没有接受。
这种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不懂现实。恰恰相反，他很清楚接受某些安排可能带来更安稳的生活，只是那样做，往往要付出立场上的代价。到了晚年，他已经没有昔日的声势，却仍然不愿把文章和名义交给别人摆布。
1941年冬天，家中粮食再次短缺。夫妻俩尝试种植土豆，腌菜水也舍不得倒掉，要反复煮过当汤喝。一次夜里，家中遭窃，衣物和一些物品被拿走，陈独秀最在意的未完稿件也受到损失。相较于被偷走的衣物，他更惋惜那些没有来得及整理的文字。
病情恶化后，友人前往探视，劝他饮食清淡、安心养病。陈独秀已经明显衰弱，却仍惦记着未完成的著述。他有时会谈到文字训诂，有时又为一顿饭与潘兰珍商量半天。那种生活很苦，人的性格却没有因此变软。
临终前，他交代身后事，涉及妻子、子女，也涉及那笔始终没有动用的稿酬。关于具体谈话内容，流传版本有差异，但核心意思相近：钱不能拿来填补日常窟窿，要等书稿和名义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不能因为生活困难便自行使用。
“这笔钱，不能动。”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符合他一贯的态度。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石墙院病逝，终年六十三岁。丧事十分简朴，友人和乡邻共同帮忙料理。潘兰珍没有因为贫困而违背他的遗言，那只旧皮箱也没有成为一家人的救命钱。
陈独秀的一生有过激烈的转折，也有难以回避的失误。他晚年穷困，并不能简单解释成“清高”二字；其中既有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有个人选择和性格因素。那两万元稿酬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在于数目多寡，而在于一个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仍把文字原则看得重于一时的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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