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耀坤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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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革命、经济建设、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实践中，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视察了广大城镇与乡村。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四次走进我们这座古老的浔阳城。
浔阳，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和区位优势，曾吸引过许多伟人在此驻足，更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毛泽东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四进浔阳，更为这座古城增光生色，成为浔阳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浔阳四迎毛泽东，已载入史册：
一、毛泽东主席1953年2月下旬，乘“长江”“洛阳”等三艘军舰，视察长江汉口以下沿岸各地，于2月23日夜12时许从汉口抵达浔阳江畔，停泊在九江港区间客运码头（今北港宾馆对面）。在码头上等候多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等，随即登上军舰向毛主席请示和汇报工作，并共进晚餐。
毛泽东主席在“长江”号军舰上
次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省、市委书记的陪同下，视察了浔阳城区，并询问庐山情况。下午毛泽东主席乘坐的“长江”等三艘军舰，离开码头去安庆视察。史梓铭受命同往。在舰艇航行时，毛泽东主席为海军官兵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这也是浔阳古城，首次迎接毛泽东主席。
二、第一次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主席乘“江峡”轮于6月29日中午10时许抵达浔阳江畔，轮船停泊在九江港6号码头（今客运港区1号码头处）。
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
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于7月20日下午乘轿车下山，畅游了长江，并于当日乘车上山。会后，毛泽东主席于8月1日中午乘南浔线火车离开九江去南昌。这是浔阳古城第二次迎接毛泽东主席。因为这是他初次上庐山，所以有人称此为“一上庐山”。
三、第二次庐山会议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于7月17日经浔阳城区上庐山。会议期间，于9月9日写了一首《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一次使国民经济好转的“纠左”会议。
毛泽东游仙人洞
会后，毛泽东主席于9月17日下午4时离开九江。浔阳古城第三次迎接了毛泽东主席，也是他第二次上庐山，故有“二上庐山”之称。
四、第三次庐山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期间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等人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并对陈伯达进行政治审查。会后，毛泽东主席乘车离开九江。浔阳古城，第四次又迎接了他，人们则习惯称之为“三上庐山”。
笔者摄于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2021 年 8 月
在浔阳四迎毛泽东中，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只亲历了其中的一次，且都是些片段。事隔40余年，误记在所难免。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个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个多事之年。对我来说，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6月中旬的一天，武汉方面打电话来说，有一艘“跃进”号专船夜晚将到达九江港。九江市公安局和国际处也有几个干部来做接待工作。
这一天，我吃过晚饭，就和市里的几个人到寂船上守护，直到深夜。这夜，满天星斗，清风吹在身上，十分惬意。我们几个人有时也闲聊几句，只知道是接待首长，却不知道接待的是谁。约3时许，公安局长佟文学同公安厅厅长王卓超也来到寂船上（龙开河口东原恰和码头处）。旋即问我：“汉口到九江的船，航行多长时间？”我回答说：“约9个小时左右。”王厅长则自言自语地说：“快要到了。”
在寂船上，我们不时地向上游张望，约4时许望见官牌夹上有闪亮的灯光向九江移动。我们都认为此为专船，我说：“还有15分钟即可到达。”然而，当亮点移动到砖瓦厂江面时，却停止不动。此时，佟文学一再焦急地问：“为什么不动了？”我们谁也得不出答案。良久，天渐渐亮了，我们也看见“跃进”号轮船，正缓慢地向码头驶来。
“跃进”号泊港后，首长及其随行人员下船后，王厅长和佟局长迎上前去，同他们一握手，互道问候。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只听佟文学问其中一个随行：“你们为什么停在江中间不动呢？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对方回答说：“是罗部长让停的，怕靠岸早了，影响你们休息。”又说：“王厅长3点多就来接你们。”这时，我才知道迎接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然后，他们随即上岸乘轿车进入市区，我也算完成了任务。只是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提前来为庐山会议做准备的。
1959年6月29日星期一，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汉口方面头天就打电话给九江港务局调度室和局长刘继义，说有专船来九江，要求按计划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我受命后，早上就到6号码头（今客运港区1号码头处）守护，并监视周围动态，市公安局干警则在交通路“绿野村”和庐山路航道段处警戒。
时值中午11时许，浔阳江上驶进了二艘轮船：“长江2018”轮在前，“江峡”轮随后，进入港区时“长江2018”轮发电报至调度室要求泊靠。这时值班调度员有些疑惑：泊位是留给“江峡”轮的，怎么“长江2018”轮要靠？不敢做主，遂请示刘继义，刘说：“快发信号，让它靠。”可是，“长江2018”轮停在江面不动，“江峡”轮却靠了过来。事后才知道，“江峡”轮的电台封了，由“长江2018”轮引航，并代发电报。
毛泽东在“江峡”轮上 来源：三峡博物馆
“江峡”轮泊靠6号码头后，我有时上船，有时又在码头口守护，佟文学则显得很忙碌。从船上下来几个人，和岸上的几个人互打招呼。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只听佟文学说：“他们都是中央警卫局的，也有省公安厅的。”人数不多。
不久，等候在庐山路口的小车，有一辆开到码头口来了，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和朱德也从船上来到码头，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眼滨江路街道，就上车进入城区。这时，我和首长的距离只有一至二公尺，算是最近的。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下班的指令，码头附近的几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撤。同时，不时有人从船上往岸上搬文件，堆放在6号码头对面的仓库门前（今北港宾馆处）。他们搬文件时，没有请工人，也没有要我们这些地方的保卫人员帮忙。
是日深夜4时许，此时已进入6月30日。我在寂船上和几个值班水手（均是挑选出来的党员）聊天，忽见“江峡”轮上有几个人下来，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都把眼睛注视到他们身上，只见毛泽东主席从寂船经木栈桥向码头口走去。直到毛泽东主席一行乘车离去后，我才从趸船上走到码头口。街道上一切都很平静，只有我们这些保卫人员在走动。
不久，天就亮了，电线杆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悠扬的《东方红》歌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还在继续执行任务。遗憾的是，7月1日“江新”轮到港时，只看见贺龙等元帅，没有亲见周恩来总理下船（可能是我到食堂吃饭去了）。
中央首长陆续离开“江峡”轮后，中央警卫局和省公安厅的保卫人员也都走了，只存我和市公安局的几个保卫干部仍在码头口守护，并照看堆在仓库门前的文件。佟文学走来，和我们搭了几句话，他仍然是那样活跃开朗，看见堆在仓库门前的文件说：“怎么还没有搬走？”就走到堆码文件处，撕开包装的一个角看看。过后，他笑眯眯地说：“那是什么文件？全是书。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我想：“怎么中央会还带许多书去读！”不知道书也是这次会议的议题。
下午，汽车就把这些书拖上庐山，搬书上车也没要我们出力帮搬。此后，不时有首长上山。不过，很少有专车来，接送也都由交际处负责，我只是到码头上，配合他们做些保卫工作。
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交际处带一个人到港务局找刘继义局长，要求派船到江中间测量水温。当时，港口没有游艇，也没有交通艇，就把港作船派给他们了。港作船在江中转一趟回来后，听他们说水面温度是20℃，水下温度就要低些。我想：测水温作什么？7号码头（原客运大轮码头）里拴停有公安艇怎么不用？过后，我就没有多想什么了。
7月20日上午接到指令，说有重要政治任务，我即刻紧急出动。约10时许，朱永专员和卢永江市长及几个不相识的领导，均来到6号码头口。此时，再少不了佟文学，我当然只能站在一旁守护。等候在江边的航标艇和公安艇，已静静地停靠在浔阳江头。约11时许，从庐山路口（航道段门前）开来几辆小轿车，停在6号码头处。毛泽东主席下车后，随行人员陪同他上航标艇。我想：毛泽东主席游泳来了。
当时，陪同游泳的除随行人员外，还有省话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登上航标艇后，船艇即起动开向江中，在龙开河口下游处稍停，便开始游泳。停在码头上的汽车则就地待命。约不足1小时，汽车接到报话机的指令，直向白水湖开去，接毛泽东主席一行。我又一次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
会议期间，常有一些需要保卫的领导过境于港口码头，特别是会议结束时，更是忙碌。8月18日上午，天气依旧炎热，毛泽东主席要下山乘火车离开九江去南昌。当时没有空调车，交际处的几个人忙忙去冷冻厂去拖冰块到火车站，放在车厢里为毛主席降温。其他情况我则不得而知，因为我的岗位在码头上。这也是我参加革命40余年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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