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季札考》/《东南文化》1993 年第 6 期，109–116 页
作者｜陆建芳，原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常州武进人
季札，春秋吴国公子，著名政治外交家。又称季子⁽¹⁾，吴季子⁽²⁾，延陵季子⁽³⁾，延陵君子⁽⁴⁾，延州来季子⁽⁵⁾，延州来⁽⁶⁾，公子札⁽⁷⁾，延州⁽⁸⁾。同母兄弟四人，长为诸樊，次为余祭，又次为吴王余昧，季札排行第四。其父吴王寿梦，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 585 年 ——561 年），吴国始强。季札事迹常见于先秦古籍。汉代《史记》、《汉书》以及吴越史专著《越绝书》和后来的《吴越春秋》等也多有记载。通观诸书，主要有如下事迹：
1. 谦让王位。
2. 受封于延陵、州来。
3. 出使中原诸国，听乐知政。
4. 过徐而为徐王挂剑。
5.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 485 年）退楚兵救陈。⁽⁹⁾
这些事迹中，除救陈一事尚有疑问外，其余均有较详细的记载，有的甚至事数书同载，比较可靠。但也有各书情不尽一致者，有必要作一些考证，另外笔者在研究季札中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因与近年的吴文化考古研究有关，因而，也想在文中一提。具体地说，有二大问题：
一、季札为何让王位，最终结果如何？
二、封地和隐居地：延陵的异同问题。
一、季札让王位，最终结果如何？
季札让位一事，见于《礼记》、《左传》、《公羊传》，另在《史记》和《吴越春秋》中也有记载，仅选详者抄录如下：
《左传·襄公十四年》：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史记·吴太伯世家》：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樊，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
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二十五年，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 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太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道，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曰：‘敢不如命？’寿梦卒，诸樊以嫡长摄行事，当国政。吴王诸樊元年，已除丧，让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时，尝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贤。欲废长立少，重发言于口，虽然，我心已许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以国付我，我敢不以命乎？今国者，子之国也，吾愿达前王之义。”’季札谢曰：‘夫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诸樊曰：‘苟可施于国，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就成，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札复谢曰：‘昔曹公卒，庶存适亡。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子臧闻之，行吟而归。曹君惧，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公之道。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吾诚避之。’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受而耕于野，吴人舍之。”
这几段记载中，以《左传》为最早，
《史记》和《吴越春秋》显然沿用了《左传》
的记载，《吴越春秋》更在沿用的基础上或许参照其它资料进行了发挥，但三者的基本情节是一致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季札所以得到王位的原因和谦让王位的原因。
首先是 “季子弱而才”，以贤名闻于国内。究竟怎样贤明，我们不知道，但看他决意不受王位和后来出使中原，听乐知政的情况，他的确够得上封建阶级的贤明水准。因为这个原因，他深受寿梦的喜爱，直至起意 “废长立少。” 父王寿梦授札以国的想法是季札所以有继承权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认为身为嫡长的诸樊在这一事件中，态度起初并不积极。他之所以同意由季札取而代之，乃是听从父王的命令。当然，他喜爱季札也是一个原因。季札是一个 “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 的人，既然对千乘王位无动于衷，自然也就不想破礼之旧制，以少代长，以己代兄，况且，诸樊在此事上也并不是十分地态度坚决的，因此，季札对诸樊说：“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 另外《路史》中也有人认为，季札如受国，势必对父王之法加以改动，而这种改动很有可能导致兄弟不和，这是季札所不希望的，为是故季札亦不愿意受国⁽¹⁰⁾。诸樊的态度尽管在季札让位之举中并非主要原因，但毕竟有一定影响，这一点历来为人们所忽视，所以应该提一下。
诸樊即位后，对于季札的 “弃其室而耕” 大为感动，遂在死前下了两个命令，一是王位传弟不传子，“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 二是将季札封于延陵。这是史籍中第一次将季札和延陵联系起来，自此，人称季札为延陵季子。具体的分封时间大约在吴王余祭一至二年，即公元前 546 年左右。⁽¹¹⁾
季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让位分别是公元前 527 年和公元前 514 年。先让与州于，后让阖闾。文献记载如下：
《春秋公羊传》：
“夷昧（余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长庶也，即之。”
《史记·吴太伯世家》：
“四年，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余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吴人立余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余昧在位应为十七年，而其兄余祭在位则为四年。余祭四年为阍人所杀，这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明确记载，《史记》混淆了。以上三段记载，《公羊传》和《史记》、《吴越春秋》比较，明显有两处差异。一是僚的身份不同。《史记》中为余昧子，《公羊》中却为寿梦长庶，即庶子中长者。二是季札逃位地点不同。一是说逃归延陵，一则说季札以出使为名逃位。僚的身份据商承祚先生考证应为长庶，而季札的逃位去向恐怕也是《公羊传》说得合理一点。
僚是寿梦长庶，余昧卒，则按传弟之例应由季札继位，但季札却逃走了，这样，僚便继承了王位。僚为王引起了诸樊子公子光的不满，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以先君之命，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 于是使专诸刺僚，并让位给季札⁽¹²⁾。有关这段历史，《公羊传》和《史记》、《吴越春秋》的差异很大。《史记》没有引用《公羊传》的记载，可见司马迁有所选择。但在《左传》这样成为《史记》主要依据的书中，该段史实的许多细节，也没有记载，因而有人怀疑《史记》和《吴越春秋》引用了一些已佚失的有关吴史的史籍。这些史实表明：所谓的第三次让位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严格地说，季札并不想让位给公子光，而公子光亦不是真心让位给季札的。吴王僚十三年，亦即公元前 514 年，僚使二公子盖余、烛庸伐楚，使季札赴晋观诸侯之变⁽¹³⁾。结果吴军为楚兵所围，而季札又没有回来，公子光认为弑僚时机已到，便对专诸说：“今二弟伐楚，季子未还，当此之时，不求何获？时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¹⁴⁾又《史记》载公子光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 可见公子光并无让位与札的真心实意。四月，专诸刺杀僚，公子光 “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季札返吴后，目睹现状，震惊之余，无可奈何地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 遂 “复命，哭僚墓。”⁽¹⁵⁾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季札当时的复杂心情。阖闾假意 “以位让”，季札不受，并说 “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¹⁶⁾
可见季札根本谈不上让位给阖闾，相反，他对阖闾的阴谋是极为痛恨的。只是迫于初回吴国的处境和不想造成国内 “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 的局面，季札才没有起而讨伐阖闾，带着这种 “既不忍讨阖闾，义不可留事” 的心情，季札遂 “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¹⁷⁾因延陵仍属吴国，故何休曰：“不入吴朝庭也。” 而杜预则说：“延州来，阙。”《史记索隐》说：“不知（杜预）何故而为此言也？”⁽¹⁸⁾目前看来，这恐怕是有关季札的最后记载了。至于《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 485 年）所载季子阵前劝楚将子期退兵从而救陈一事，考此时季札至少有九十一岁，（以寿梦卒年季札为十五岁计）以一垂暮老人率兵远征，恐非季札力及，何况季札从无领兵的记载。再说救陈一事，在《史记·陈杞世家》更是只字未提，对此，古人早有怀疑⁽¹⁸⁾。《左传》中人名之误屡有之⁽¹⁹⁾，因此，我认为这段记载也是人名之误。这样，“去之延陵” 之后的季札，其最后情况（六十九岁后的情况）也就成了一桩悬案。
种种迹象表明，季札的命运这时发生了变化。首先，季札走到了阖闾的对立面。他不但当面斥责了阖闾，而且还 “去之延陵”，不作他的臣僚。阖闾本来就害怕季札，有二例可证：一是他谋刺僚，选择的是季札不在吴国的日子。二是尽管阖闾知道季札自晋返回后无法挽回一切，“不吾废也”，却仍然恭候季札的到来，并假意以位让。因此季札的对立不可能使阖闾无动于衷。《吴越春秋》所载表明，阖闾即位后有两怕。一怕领兵伐楚的两位公子盖余、烛庸，但他们闻知僚被弑后都已降楚，此时对阖闾鞭长莫及，尽管如此，阖闾还是设法除掉了他们。二怕庆忌之在邻国，故派要离去行刺除之⁽²⁰⁾。由此可见，阖闾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君主。而走向对立的季札尽管自己不愿为王，却有能力在举手之间让其它人取代篡权的阖闾。季札当时年约七旬，是五朝元老，不但在国内地位显赫，而且在列国也享有盛誉，如此，他必然成为阖闾的心腹大患。也正是在这时，季札开始被称为 “延州来季子”。季札被封州来时间不明确，考州来之地，本为楚邑，与吴边境接壤。昭公十三年，《左传》载：“吴伐州来”。又昭公二十三年，吴灭州来，是年为吴王僚八年（公元前 519 年）。四年后僚死，公子光即位，季札大概是在阖闾即位后不久被封州来，亦即今安徽凤台县附近的⁽²¹⁾。州来距吴都显然比延陵远多了，而且原属楚国，战火纷繁。阖闾这种明封实贬，让季札远离根据地延陵的做法，反映了他对季札恨不早死的心情。后来，季札果然在 “去之延陵” 之后音杳全无了。有同志认为他在延陵隐居了，我同意这种分析⁽²²⁾。但他隐居后的情况如何呢？杜预说：“延州来，阙。”“阙” 者，一作 “除、毁” 解，如《吕氏春秋·孝行》：“父母全之，子弗敢阙。” 又作 “受损” 解，如《礼记·礼运》：“三、五而阙”。孔颖达注：“谓月光受损。” 由此可见，季札的最终结局大概是凶多吉少的。
综上所述，季札的让位实际上就是三个原因：
1. 身为幼子，按礼制不愿继承王位。故孔子说：季札，吴之习于礼者也。⁽²³⁾
2. 视富贵如秋风，洁身清行的思想。
3. 长兄诸樊的态度和继位后的一些担心。前两个原因是主要原因。
季札的最后结局并不是如《史记》所述是复位待命，后来又慷慨陈词于楚阵，而是去之延陵，消声敛迹，其间不乏隐约的刀光剑影。
二、封地和隐居地：延陵的异同问题
延陵与季札的关系可谓特别密切，称季札为 “延陵季子” 即是例证，而延陵之名的最早见于文献，也和季札有关。《礼记·檀弓》：“延陵季子适齐。” 季札的第一处封地即为延陵；他让位给吴王僚时，《史记》载他 “逃归延陵。” 最后，在阖闾弑僚篡位后，既不忍讨光，又不愿留事的季札在延陵隐居失踪。从封地到最后的隐居地，都是延陵。
据成书于南宋的《路史》载：“延陵有五，一在代、一在绥、一在丹徒”，还有金陵及当时属常州的晋陵县⁽²⁴⁾。那么，季札所封延陵到底是那一处？《汉书·地理志》曰：“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毗坛。” 颜师古注曰：“旧延陵，汉改之。”《汉书》是有关毗陵为古延陵，亦即季札所居地的最早记载。以后是《后汉书·郡国志》：“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越绝书》则云：“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 与《汉书》所载基本一致，显然继承了班固的说法。汉以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路史》曰：“古延陵在今常州晋陵。” 杜佑谓：润之延陵非古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晋陵县。《元和郡县志》说：“晋陵县，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与郡俱改为晋陵。” 而明万历《常州府志》则更进一步地说：隋开皇九年改晋陵郡为州。唐从晋陵中分置武进县，同为州治。明并晋陵入武进。清朝分武进又置阳湖县，后废。总而言之，古延陵即今常州，因此，季札封地应在今常州境内。这一点普遍为近现代学者所接受，但历史上，在大约晋朝至唐初的近四百年中，古延陵和季札所居地在常州境内这一点却远不是象现在这样结论一致的。
常州，亦即古延陵的辖地范围不小，包括今武进、宜兴、溧阳、江阴，甚至丹阳县的一些地区。季札所居是否就在今常州市内呢？这个问题先前一直没有人提过，近年随着淹城研究的开展，有人认为古延陵邑治应在常州南部十八里的淹城(25)。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太平寰宇记》云：“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地，《史记》云：吴公子季札所居，是为延陵之邑，吴为越灭复属越，到战国时越为楚所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城。”⁽²⁶⁾ 《读书方舆纪要》因此说 “淹城…… 或曰即汉之毗陵县旧治。”⁽²⁷⁾另一条是在分析了季札 “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 后，认为他在淹城筑城，并以 “淹留” 之意名城为淹城，在此隐居终身。
第二条实际上是一种推测。对上述看法，我觉得尚可商榷。首先必须校正的是：《史记》并没有说毗陵为 “吴公子所居，是为延陵之邑。” 这显然是《太平寰宇记》引错了史籍，此说前文说过，出于《汉书》，而不是《史记》。其次必须说明的是《越绝书》根本就没有说淹君筑城。原文为：“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故古淹君地也”，只是说过去这里为淹君辖地，并没有说淹君筑城。称淹君地为延陵邑，亦即常州府，是《太平寰宇记》对《越绝书》的错误理解。考《越绝书》中，凡以 “故古” 二字引首的，都是记述阖闾之前，已不可考其详细纪年的史实。如 “吴故古陆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太湖……。” 具体纪年不明。又 “吴古故祠江河于棠浦东……。” 具体纪年也不明，想必是比较遥远的事。而季札为阖闾同时代人，
其为 “淹君”，为何要用 “故古” 二字？季札本属吴人，其子女当然也都是吴人，为什么他们死后，要称 “吴所葬”？语气之中，似乎他们都是异国他乡之人？又季札为吴国，也是列国中名闻遐迩的人物，史籍中有关他的记载甚多，也较详细。倘若他在淹城隐居并筑城，诸书中焉能只字不提？而作为吴越史专家的《越绝书》作者袁康对此竟然也一无所知，岂不怪哉？笔者曾参加 1986 年淹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依照已了解的情况看淹城外围周长近七里，三道城墙如以墙高 5，上底宽 5，下底宽 40 米计算，如果平均每人日运土量为一方，需一万民工劳动八十天。以区区延陵全境居民，当时是否有此力量也是个问题。况且季札是有名的清风高节之人，是吴之 “习于礼者”，他在延陵隐居，有必要兴师动众，筑造规模浩大，且又壁垒森严，壕广堑深的淹城么？必须指出的是，他最后是否就在延陵（这里指邑治所在地）隐居，目前尚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而，在以上问题都没有可信的答案之前，即匆忙断定淹城为延陵邑治，是季札为 “淹留” 而筑，证据既嫌不足，也欠说服力。顺便提一下，淹城在笔者看来，它应该是春秋中晚期，吴国在吴越之争中构筑的军事城池。淹城之名的来源主要是因为淹君的缘故，而这里的淹君，既可能是由山东迁来的商奄，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居住于此，管辖一片地方的方国之君主。不能轻易否定淹君和淹国的存在。至于 “留城”，恐怕与 “淹留” 没有多大关系，“留” 字古代有阻止的意思⁽²⁸⁾，可能和军事有关。关于延陵邑治问题，在目前没充分证据考定它之前，仍应沿用《汉书》所述，把它暂定在常州市内。《常州府志》所载表明，晋太康年间，曾在毗陵筑造了新城，后唐天祐年间又进行了修筑。明代汤和镇临其地，更筑了新城，但范围较晋代小多了。明代以后城墙被毁至今。可见常州有城墙的，作为城的历史还是悠久的。再参考这些年的考古成果可知，常州一带新石器时代就有高度的文明，马家浜时期和崧泽时期有圩墩、潘家塘遗址，良渚时期有辉煌的寺墩墓葬群。近年来尽管城区不断扩大，却仍然可可以在城周围看到三五成群或独立的土墩墓。众所周知，土墩墓的特点之一是成片或成群分布，因此，虽然绝大部分已被破坏，但遗留下的仍然可以表明：常州地区在春秋中晚期形成一个中心居住区并进而成为城址是完全有可能的。
季札封邑既在常州，那么其去之延陵，然后又消声敛迹的晚年居地，又是否也在常州呢？我以为不一定。先看《越绝书》：“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言其墓冢在去县七十里一个叫上湖的地方。由于季札后来的情况缺乏记载，所以，他的墓冢所在地对于推测他的最后行踪，也就是隐居地，就有了重要意义。上湖在何地不明，但肯定不在常州市内。由于《越绝书》一字之简，上湖在毗陵的哪个方向就成了悬案。这样，有关季札墓的真正所在也就一直没有弄清。目前存在的较重要的季札墓，江苏境内有两处。一在江阴申港，亦即宋代江阴暨阳乡申浦，有墓有碑亦曾有庙⁽²⁹⁾。另一在丹阳县延陵镇九里村，亦有墓有碑，庙已毁。另在盱眙县发现一件铜匜，根据铭文有人认为乃季札所属⁽³⁰⁾。盱眙距古州来，即今安徽凤台县不远，估计该器为古州来传入，但这是与本文无关的事了。
江阴县申港的季札墓冢据文献记载是由北宋崇宁年间常州府知事朱彦嘱江阴县令赵士淝寻访所得。原文出于明万历《常州府志·庙记》曰：“崇宁年间，余（朱彦）以罪谪守是州，因考太史公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得其详也。又得见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港之西，又曰暨阳乡。而暨阳乡隶今之江阴县，乃嘱令赵士淝访之，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浦之侧有季子，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于是表识其墓，谨樵牧耕凿之禁，又摹取孔子十字刻摹碑上，设像祠之学中。”
从考古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没能经过发掘就肯定该冢为季札冢，未免有些贸然。赞同这种说法的还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其曰：“季札墓在县北申浦西是也。” 应为朱彦发现了墓后的附和？如果单以《太平寰宇记》和朱彦自述为依据的话，则江阴季子冢的起源年代偏晚。又叫人不免起疑的是，其季子冢前的十字碑摹刻的是丹阳延陵九里的唐碑。该碑为唐人摹原碑而立，尽管原碑已不知始立于何时，但它无疑远远早于江阴碑。要阐明这一点以及丹阳延陵的季札遗迹，有必要从丹阳延陵的历史沿革谈起。
丹阳延陵之名，东吴时即有，见于《三国志》，而其究竟始于何时却不可考了，但 “延陵” 之称的来源，却正如《元和郡县志》所说：“盖因季子而立名也。” 晋太康二年，延陵乡被划出曲阿县自成一县，治于今延陵镇。五朝时（东晋、宋、齐、梁、陈）属扬州晋陵郡。其中刘宋武帝永初二年，建南徐州于京口。文帝元嘉八年，晋陵郡属南徐州，延陵亦改属。又南齐时改晋陵郡为东海郡，延陵属之。梁武帝天监元年，南东海郡改为兰陵郡，领延陵县。陈武帝永定元年，复将兰陵郡改为南东海郡，领延陵县。隋初文帝时，扩大延陵县，辖原丹徒县，徙治于京口，隶于蒋州（今南京）。隋开皇十五年，罢京口大延陵县，设润州，所辖各县归入江都郡。唐武德三年，复置润州，又复丹徒县，延陵改属今句容县境内的茅州管辖。武德七年，废茅州。句容、延陵二县复属润州。宋熙宁五年，废延陵县，复延陵镇至今⁽³¹⁾。可见丹阳延陵的历史之悠久。即使是作为县一级行政机构，它也延续了八百多年（281−1106 年），况且其名与季札有关。从地理上看，丹阳延陵东距常州八十华里，并不遥远，很可能原来就属季札延陵邑。《元和郡县志》曰：“（延陵）县北见有其（季札）祠，或当时采地所及。” 即是一种说明⁽³²⁾。《越绝书》说季札冢在上湖，而延陵一带至今散布众多的大小湖泊，如洋湖、蛟塘、庄湖、大湖、圩庄湖、三叉湖、后湖，横塘湖，丹阳县西还有著名的练湖，会不会上湖就是指的此处？《困学纪闻》中引唐中书令张说表云：孔篆吴札之坟在此（上湖），而唐代江阴根本还没有季子墓，更毋庸说是孔篆吴季子碑了。所以丹阳延陵一带古称上湖是有可能的。关于丹阳季札碑，尽管一千多年来时有争论，但笔者以为还是有可靠之处的。因为第一，孔子与季札关系密切，孔子一向敬佩季札，季札长子在山东嬴博死后，他曾专门去看季札主持的葬仪，称之为 “吴之习于礼者。” 第二，孔子据《越绝书》《绎史》载曾来过江南，故有题篆的可能。第三，唐初原碑已漫漶不清，玄宗极为重视，专门让殷仲容摹拓十字，后又重刻石碑，留存至今。
此事多见于丹阳和常州两地方志，过程的描述很清楚，现碑上也有唐人说明，倘如原碑时代不远，何至于唐初就风化模糊？总之，无论是墓冢，抑或是所谓孔篆之碑的历史，都远远早于江阴申港者。
笔者曾专门去丹阳延陵调查，从考古上讲，延陵以西二十里茅山西麓的坡地上，遍布吴国特有的土墩墓，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可以肯定这里是春秋吴人的居住区。只是延陵周围很少见，这里古为沼泽地，人口想必稀少，从隐居者的心理推测，这倒是个好地方。当地盛传这样一个传说，谓季札在今延陵西北二里的蛟塘干甲村隐居，并教人生产和种植。还说此地对山傍水，风水很好，让儿子在他死后葬他于此⁽³³⁾。有关季札的传说很多，不可能一一述及，当地群众对季札崇敬至极，称之为嘉善大帝，行宫乡也因此而得名。另据《丹阳县志》载：“孙北海家藏三剑，其一铜剑，长尺余，有鸟篆十字云：吴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剑。篆甚奇古。”⁽³⁴⁾丹阳还有季札剑池。诸多迹象表明，季札与丹阳延陵的关系非同一般。
据此，我认为，季札最后所谓的 “去之延陵”，应该是丹阳延陵，而不是常州古延陵邑治，更不是在淹城。这里因为古属延陵境内，所以 “去之延陵” 的说法是合理的。而此地由于与季札关系密切，因而得名延陵。由于这个缘故，从晋朝至唐初的几百年间，大家一直将丹阳延陵误认为季札原封邑，后来杜佑和李吉甫根据《汉书》改正了这个错误，又此后朱彦在江阴访出了所谓的季札墓，丹阳季札墓和碑反而被遗忘，被冷落了。
《延陵季子文化研究》编辑部
主编｜彭云良
副主编｜吴文新
编辑｜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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