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19岁的李德生被调到红十师担任传令兵班长。对一个参加红军已有五年的老战士来说，这并不是普通调动，而是一次沉重打击：他不仅被撤销党支部书记职务，还被开除党籍。
事情起因并不复杂。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环境越来越艰苦，李德生发现基层组织生活有所松弛，汇报和学习都不如从前。他召集同志谈话，提醒大家不能因为战事紧张，就把组织纪律放到一边。
这番话传到上级耳中，有人质问他：“现在的条件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为什么还说不如从前？”李德生没有改口。他认为，生活条件改善是一回事，组织生活是否严肃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这种坚持被理解成了对上级的不满。
处理很快下来。职务被撤，党籍被开除，调任传令兵班长。消息传开后，不少老战友替他惋惜，认为这个年轻人的军旅道路恐怕就此中断。毕竟，李德生从普通战士走到党支部书记，整整用了五年，如今却一下回到了班长位置。
他自己也曾陷入低落。
但枪声不会因为个人遭遇而停下，部队也不会因为一次挫折而停留。李德生没有消沉，更没有离开队伍，仍旧认真传达命令、整理文件、完成勤务。传令兵看似不起眼，却处在师部与各部队之间，既要跑得快，也要记得准，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战斗部署。
有意思的是，这段被许多人视为“降职”的经历，反而让李德生获得了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李德生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母亲曾把他送到裁缝铺学手艺，可师傅迟迟不肯教真本事，他每天只是做家务。忍耐许久后，李德生回到家中，对母亲说：“我不想这样过，我要去放牛。”
放牛的日子并不富裕，却磨炼了他的体力和性格。1928年，柴山保地区建立儿童团，李德生因办事利落、胆子较大，被推为儿童团团长。那时的他还说不出多少大道理，只知道红军是为穷苦百姓办事，因此愿意跟着队伍干。
1930年，李德生坚持参加红军。因年纪小、个子矮，招收他的班长并不放心，便提出比赛跑步。李德生凭着长期放牛练出的腿脚和耐力赢得比赛，终于加入队伍。此后五年，他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起来，靠的不是显赫出身，而是战场上的积累和做事的可靠。
李德生被调到红十师后，师长陈锡联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陈锡联当时也很年轻，却已经担任师级干部。他没有因为李德生受过处分便疏远，反而在宿营后找他谈话：“别把这件事压在心里，认真把眼前的事做好，今后总有机会说明白。”
这句话并非一句简单安慰。陈锡联出身贫寒，了解基层战士受委屈时的心情。他看到的不是李德生一时的职务，而是这个人能否经得住挫折。传令兵工作繁杂，陈锡联却愿意把重要任务交给他，逐渐增加对他的信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锡联任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团长。他把李德生带到身边，任命为排长。李德生由此重新回到战斗岗位，在太行山抗日斗争中不断成长。到抗战胜利前后，他已经担任团级职务，过去那场处分并没有摧毁他的政治生命，反而成为陈锡联向上级说明情况的重要依据。
经过组织审查，李德生的党籍得到恢复，党龄追溯至1932年。对他而言，这不仅是名义上的恢复，更意味着多年坚持终于得到确认。陈锡联的帮助，也从战场上的信任，变成了关键时刻的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职务和分工逐渐不同，关系却没有中断。陈锡联后来成为重要军政干部，李德生也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继续成长。1955年授衔时，李德生为少将，陈锡联为上将，二人的级别差距十分明显。
转折出现在1973年。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党和国家领导核心，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一个曾经被撤职、被开除党籍的红军班长，三十八年后在政治地位上超过了当年的师长陈锡联。
职务有高低，交情却没有因此改变。李德生后来主动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陈锡联也经历了不同岗位上的进退。两人晚年仍有往来，曾共同到太行山区看望老区群众，并参加抗日战争有关座谈活动。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一个月后，李德生撰文悼念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回忆早年在红军队伍中的相识相知。那段关系，起点只是一次处分后的谈话，后来却贯穿了两人的军旅生涯。讽刺的是，真正改变李德生命运的，并不是那次撤职本身，而是撤职之后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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