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朝鲜北部，彭德怀面对地图上的鸭绿江和正在南下的联合国军，作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判断：不能等对手靠近边境，更不能把战场交给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
这时的战局，已经不是朝鲜半岛内部的进退。1950年6月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一度迅速南下；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后方，局势随即逆转。平壤失守后，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前锋逼近鸭绿江。
麦克阿瑟判断战争很快可以结束，甚至提出在圣诞节前完成作战目标。美军拥有制空权、制海权和强大的炮火，朝鲜人民军难以单独支撑。彭德怀后来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战场，而是一场必须依靠判断、隐蔽和速度来扭转的战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鸭绿江。部队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而是利用夜色、山地和严格的伪装分散行动。许多战士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尽量避开空中侦察。
有人问：“装备差距这么大，怎么打？”
彭德怀的回答很直接：“要打，就要打准时机。”
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在温井、云山一带打响。志愿军没有急着与联合国军进行全面决战，而是选择局部突击，打击其突出部和薄弱环节。云山战斗中，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遭到突然攻击，联合国军由此意识到，北上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规模不小的中国部队。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战役并未立即改变整个战场，却打破了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不会大规模入朝的判断。对彭德怀而言，这次行动更像一次试探：摸清对手的推进方式，也摸清自己的部队能否在敌方火力下完成包围和撤离。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第二次战役。11月25日，志愿军在西线发起进攻，利用山地道路和夜暗条件，向联合国军两翼和后方展开穿插。清川江地区的部队被迫后撤，部分阵地之间失去联系，后勤运输也受到严重干扰。
西线的混乱，与东线长津湖地区的苦战几乎同时发生。11月27日至12月13日，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严寒中围攻美军陆战第一师等部队。美军第三十一团战斗群遭到重创，指挥官刘易斯·普勒上校并非阵亡，第三十一团战斗群指挥官费斯中校则在突围中阵亡。该部队损失严重，但并没有被简单地说成“全团覆灭”。
长津湖的意义，不只在于伤亡数字。美军东线部队虽然付出巨大代价，仍依托火力和组织突围南撤，最终从兴南港撤离。志愿军也因连续作战、补给困难和严寒天气承受了沉重损失。战场并非一方轻松取胜，而是双方都付出了极高代价。
第二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退过三八线。1951年1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第三次战役，1月4日攻占汉城。但彭德怀很清楚，夺取城市并不等于赢得战争。部队连续推进后，补给和伤员转运越来越困难，战线过长的问题很快显现。
美军很快调整战术。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采取稳步推进、集中火力和逐段清剿的办法。第四次战役中，联合国军重新北进，志愿军依靠纵深防御和轮番阻击，遏制对方速度。2月下旬至3月，汉江南北的反复争夺，说明战场已经从快速突进转为消耗较量。
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22日开始。志愿军多路突击，一度逼近汉城，但由于推进过快，后勤供应难以跟上，美军凭借空中支援和机械化运输展开反击。到5月下旬，志愿军转入防御。这次战役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却使双方都明白，依靠一次大规模进攻彻底解决战争，已经越来越困难。
战线稳定后，坑道、工事和炮火成为主角。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持续至11月25日。志愿军依靠坑道保存兵力，利用夜间补充和反击守住阵地。表面阵地反复易手，坑道里的争夺却更加惨烈。联合国军投入大量炮火，仍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谈判开始后，枪声没有停止。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志愿军集中兵力突破南朝鲜军防线。战斗中，杨育才率侦察分队袭击南朝鲜首都师团白虎团团部，打乱其指挥系统，并缴获白虎团团旗。这次行动属于局部突袭，不应夸大成单独决定战争走向的战役，但它确实对金城方向作战产生了影响。
彭德怀的作用，正在于没有把装备劣势掩饰成优势，也没有把局部胜利误判为全局胜利。他把夜战、近战、穿插和防御工事结合起来，逼迫美军放弃向鸭绿江推进的企图；同时也接受攻势受阻、伤亡增加和补给困难等现实。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双方以停战线附近的军事分界线隔开。战争没有形成一方彻底击败另一方的结果，但联合国军未能完成统一朝鲜的目标，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未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半岛问题。三年多的战事，最终停在一条由炮火、阵地和谈判共同塑造的分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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