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30日凌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病榻上的关麟征已经无法起身。医生为他检查身体时，发现胸前、背部布满旧伤，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陪在旁边的夫人只说了一句：“这些伤，都是抗日时留下的。”
这位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曾经统率国民党军第52军，也曾因战功受到蒋介石器重。可他晚年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借旧日关系谋求安稳，而是留在香港，过了三十年少有人打扰的生活。
关麟征的军旅生涯，始终带着一种很鲜明的性格印记：能打仗，却不善于周旋；敢说真话，却常常因此得罪人。1927年蒋介石下台后，关麟征曾联络黄埔同学，支持蒋介石复职。蒋介石重新掌权后，便任命他为警备部队团长。
这份器重并没有让关麟征变成一个圆滑的人。陈诚整顿第11师时，关麟征因不满其做法，直言说陈诚未必比原来的师长高明。话传到陈诚耳中，两人的嫌隙由此加深。后来关麟征被调往陕西新编第5师，表面上是任职提升，实际却逐渐离开了陈诚控制的核心圈子。
有意思的是，关麟征并非没有机会经营势力。新编第5师团长公秉藩曾希望他出面保举自己升任旅长，并表示愿意支持关麟征执掌师部。关麟征却认为军人不该靠私下结盟，于是拒绝了这份“人情”。在当时的军队环境中，这种选择既显得硬气，也让他失去了不少可以借力的关系。
真正让关麟征站稳脚跟的，是战场。1932年，第4师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他成为这支部队的重要指挥者。第25师后来被称为“千里驹”，杜聿明、张耀明等人都曾在其麾下任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第25师与郑洞国的第2师合编为第52军，关麟征出任军长。
1938年春，台儿庄会战期间，关麟征率部投入激战。部队伤亡很重，他本人也负了伤，却仍在前线指挥。第52军由此声名大振，蒋介石甚至称赞，如果各部队都能有第52军的战斗力，战胜日军并非难事。这个评价，说明关麟征的名望主要来自战场，而不是派系包装。
抗战后期，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关麟征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司令，驻防滇南，与陈诚系统的黄维等人发生矛盾。1943年，张耀明接任第54军军长，仅几个月便因军内控告被调离。关麟征对此十分不满，甚至当面批评陈诚不应把一个军长职位攥在手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考虑让关麟征前往东北主持军务。关麟征专程到重庆说明自己的设想，主张集中精锐、避免分散决战，还希望利用原伪满部队改编地方保安力量。后来蒋介石改派杜聿明前往东北，关麟征则去了云南。
这次错位，改变了他的政治处境。云南任职期间发生“一二一”学生运动，关麟征在处理方式上缺少回旋余地，公开说出“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此后，他逐渐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1946年，他转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军中影响力却已大不如前。
1948年，战局恶化，蒋介石又想起这位旧部，曾考虑让关麟征出任陆军总司令，但因内部程序和人事阻力没有落实。1949年初，关麟征虽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他后来评价蒋介石：“虽然领导过北伐和抗战，实在不大会打仗。”
1949年11月，关麟征携夫人经成都前往台湾，飞机在香港停留时，他以探望病重父亲为由留下。此后，他没有再登上前往台湾的航班。有人劝他回去，也有人试图拉拢他，他都没有答应。
在香港居住期间，关麟征定下几条规矩：不参加政治活动，不接受采访，不主动联系旧部，也不接受他人资助。他租住的房屋并不宽敞，生活谈不上优裕，却始终维持着自己的边界。闲暇时，他练习书法，草书作品还曾在香港大会堂展出。
1979年，关麟征得知妹妹关梧枝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立即托人写信祝贺。兄妹分别三十多年后再次相见，关麟征没有过多谈及个人遭遇，反而不断询问家乡和大陆建设情况。关梧枝讲到工农业发展时，他连连点头：“对，就应该这样。”
谈到海峡两岸的分离，关麟征沉默许久，随后说道：“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这句话没有修饰，也没有复杂的政治措辞，却是一个离开故土多年的陕西军人，在晚年最直接的心声。
1980年7月30日，关麟征因病在香港去世，终年75岁。遗体上的累累伤痕，记录着他曾经走过的战场；而留在香港三十年的选择，则成为他晚年人生中最难以绕开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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