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加纳首都阿克拉，周恩来即将抵达的消息传来时，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刚经历了一场枪击危机。街头戒备森严，政府内部人心浮动，原本准备好的欢迎安排，也突然变得充满风险。
这次访问，放在当时的非洲局势中看，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出访。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多个国家，目的在于增进同新独立国家的关系，表达中国对民族独立和反殖民事业的支持。
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取得独立的英国殖民地。1957年3月6日，加纳宣布独立，恩克鲁玛成为政府领导人。他曾经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投身民族独立运动，在长期斗争中赢得了广泛声望，被许多人称为“加纳国父”。
但独立并不等于立刻摆脱贫困。殖民统治留下的经济结构十分单一，加纳财政和工业基础薄弱，出口收入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恩克鲁玛试图通过国家建设、公共工程和工业化改变局面，这些努力有一定成效，却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更棘手的是，国内政治分歧逐渐加深。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社会对经济困难、权力集中以及执政方式的争议，开始从议会和报刊延伸到街头。把一切困难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能力，显然并不准确，但恩克鲁玛必须承担执政者的责任。
1962年，恩克鲁玛在北部库伦古附近曾遭遇炸弹袭击，侥幸脱险。1964年1月，他又在阿克拉遭到枪手袭击，身负轻伤，一名随行警卫中弹身亡。连续发生的暴力事件，说明加纳的政治危机已经不再停留在口头争执层面。
消息传到中国后，有人担心访问会给代表团带来危险。总统刚遇袭，首都局势紧张，谁也不能保证访问期间不会出现新的意外。若临时取消，还可能被外界理解为中国对加纳局势缺乏信心。
周恩来没有把问题只看成安全事项。据当时回忆，他明确表示，访问既然已经确定，就应当按照原计划进行；加纳遇到困难，更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那句“按原计划访问”，分量并不轻，既包含外交承诺，也包含对非洲朋友处境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恩克鲁玛得知周恩来仍将到访后，准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不必冒险出门，并转达了一个意思：总统此刻应当留在安全地点，迎接仪式可以从简。
这不是客套话。对于一位刚遭遇枪击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机场属于开放场所，路线和现场都难以完全控制。周恩来把对方的安全放在礼仪之前，既避免了新的风险，也让加纳方面感受到访问背后的诚意。
抵达阿克拉后，周恩来在安全人员护送下前往恩克鲁玛的官邸。那天，恩克鲁玛没有穿惯常的非洲服装，而是穿上了一件中山装。这件衣服是他过去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赠送的礼物。
一件衣服，不能改变两国面临的现实，却能说明双方关系中的私人记忆。恩克鲁玛用这种方式表达尊重，也是在向中国代表团传递一个清楚信号：加纳虽然局势困难，但并未忘记朋友。
会见中，双方谈到新独立国家面临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对外援助原则，强调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把援助附加在政治控制之上。对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这种表态具有特殊意义。
周恩来还谈到，援助不能变成干涉，更不能让受援国背上难以承受的负担。加纳需要的并非漂亮口号，而是道路、技术、教育和工业建设等能够逐步增强自身能力的支持。这样的交流，比单纯的欢迎宴会更接近访问的实际目的。
恩克鲁玛后来曾高度评价这次访问，认为中国没有因加纳发生刺杀事件便改变行程，体现了守信。对周恩来而言，访问也不是为了个人声誉，而是为了维护新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任。
遗憾的是，恩克鲁玛未能摆脱国内矛盾。1966年2月24日，加纳发生军事政变，他当时正在国外访问，随后长期流亡，再也没有回到加纳。那场政变改变了加纳的政治走向，也使1964年周恩来在阿克拉的那次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史上一段格外醒目的插曲。
危局之中是否守约，往往比顺境中的承诺更能说明外交分量。周恩来坚持访问加纳，留下的并不只是一次行程记录，还有新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时所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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