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7年，广州番禺，刘岩登上皇帝之位。城外是岭南湿热的雨季，城内却在举行一场改变南方格局的仪式。唐朝已经灭亡十年，北方政权更替频繁，偏居岭南的刘氏，终于不再满足于做中原王朝册封的藩镇。
这一步看似风光，实际埋下了南汉日后反复失控的根源。刘氏原本有机会成为乱世中的安定势力，却因为一个“帝号”，逐渐与本地士人、唐朝遗民以及周边政权同时产生裂痕。
故事要从黄巢说起。
878年，黄巢起兵。唐末的农民军很少有这样长距离的流动能力，他们从中原一路南下，突破藩镇阻挡，进入江南，又在广州停留。中原久经战乱，军队强悍，起义军难以建立稳固根据地；岭南相对富庶，却远离中央，地方秩序一旦松动，便给了野心家机会。
黄巢军队撤离后，广州及岭南出现权力空缺。河南上蔡人刘谦凭借财富、姻亲和部众起家，逐渐控制广州。他的兵力放在中原算不上强大，放在岭南却足以改变局势。刘谦去世后，长子刘隐接掌基业，采取安抚百姓、招揽士人的办法，使岭南经济慢慢恢复。
当时有人劝刘隐扩大战事，他却说：“岭南初定，百姓要的是安生。”这句话未必真有其事，却很符合刘隐留下的政治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刘隐并没有急于称帝，而是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名义上承认天下仍有正统。
这层关系十分重要。
唐朝灭亡后，大批中原士人避乱岭南，其中既有官员后代，也有曾经在唐朝任职的人。他们愿意辅佐刘氏，是因为刘氏仍然奉中原王朝年号和礼制。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接受藩镇割据，却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统一天下能力的岭南政权自立为帝。
刘隐死于911年，按常理，王位应由儿子继承。但他与弟弟刘岩关系亲近，临终前把权力交给了刘岩。刘岩的身世也颇为特殊，他是刘谦与侍妾段氏所生，后来由嫡母韦氏抚养。史书记载，韦氏起初要杀掉母子，见到刘岩后却认为他相貌不凡，最终留下孩子，杀了段氏。
这段经历，后来被史家写得十分传奇，却也说明刘岩从小就处在复杂的家族关系中。刘隐看重他的才能，刘岩也确实有进取心。他继位后不断用兵，扩大岭南势力，控制广东大部，并把影响力推进到交趾地区。
问题在于，他把军事上的成功误认为政治上的资格。
917年，刘岩称帝，最初国号为“越”，次年改国号为“汉”。他修建宫殿，搜集珍宝，举行南郊祭祀，努力模仿中原帝王的制度。可帝号带来的并非威望，而是士大夫群体的疏离。
大臣王定保、赵光裔都出身唐代士族，对刘氏政权本就保持距离。刘岩称帝后，他们认为自己不再是辅佐藩镇，而是在侍奉僭越之国。赵光裔曾以唐朝旧族自居，对新政权心怀不平，这种情绪不可能靠赏赐彻底消除。
刘岩很快发现，自己既没有中原的正统名分，也没有压服诸国的实力。于是，他采取了三种办法稳固权威。
一是用严酷制造恐惧。史书称他观看处决时异常兴奋，甚至以此震慑群臣。二是用奢侈装点皇权，以珠玉修饰宫殿，让财富替自己撑起帝王排场。三是大量分封宗室，希望以血缘关系控制四方。
这些办法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却互相冲突。过度惩罚使大臣不敢进言，奢侈加重财政负担，宗室分封则把皇位变成家族内部争夺的中心。
刘岩死后，皇位传给儿子刘玢。刘玢沉湎后宫，把政事交给弟弟刘晟处理，结果很快被刘晟杀死。刘晟上台后，对兄弟展开清洗，多个宗室在同一天遇害。清除旧王之后，他又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各地，仿佛只要换一批亲族，问题便能解决。
刘晟在位期间，南汉内部争斗不断，国力明显下降，交趾也逐渐脱离其控制。皇位传到刘鋹时，宗室互相猜忌的传统并未停止。刘鋹杀掉弟弟后，发现既不能信任亲族，也不能完全信任士人，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宦官身上。
他命令大臣接受阉割，以此制造所谓的忠诚。朝廷从依靠门第和文士，滑向依靠宦官与酷法。一个原本拥有岭南经济、唐代遗民和优越地理条件的政权，就这样被内部猜疑一点点掏空。
971年，北宋军队攻入广州，刘鋹出降，南汉灭亡。距离唐朝灭亡，已经过去六十四年。大唐留下的制度、士人和正统观念，曾让岭南刘氏获得发展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些遗产太过深厚，刘氏一旦试图用帝号取代正统，反而迅速暴露出自身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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