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20日傍晚，沈阳615厂内，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关庆昌提着一只帆布工具包走进厂门。包里没有公文，只有毛巾、肥皂、手套、绳子、手电筒和一把羊角锤。
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案件的关键。只是当时没人想到，一个平日里说话温和、办事稳妥的中层干部，已经把盗窃计划推演了许多遍。
关庆昌先到办公室，将工具包锁进柜子，随后拿着毛巾肥皂去浴室。他一路故意提高声音，遇到熟人便热情招呼，像是在给自己制造证人。
进浴池后，他只停留了几分钟，趁水汽弥漫，悄悄返回办公室取包。天色暗下来，他绕到压延车间，用羊角锤撬开木板隔墙，钻进包装车间办公室。
金银产品在厂内有代号，黄金被称作“100号”。关庆昌熟悉车间布局，更清楚哪只箱子里装着最重的金砖。他撬开小木箱，取出两块金砖，总重八百两，约五十斤。
金砖太重，藏进工具包容易被门卫发现；夹在衣服里，又会显出身形。他想出的办法十分阴险：用绳子拴住金砖两端，挂在脖子上，再把金砖坠在腰后，外面套上棉衣。
门卫见他是厂里的干部，又知道他来洗澡，便没有仔细盘问。关庆昌顺利离开厂区，回家只让妻子黄淑珍看了一眼，便把金砖藏进衣柜。
他没有停留，换鞋后赶往厂办舞厅。有人问他怎么来得这么早，他笑着说：“洗完澡，顺便过来坐坐。”那晚，他主动与工友跳舞，还拿出一包好烟分给众人。
直到曲终人散，他又特意和几名工友同行。路上，一名工友正为家庭琐事烦恼，关庆昌站在路口劝了许久。这个安排看似自然，实际却为自己添上了一串“清白证人”。
第二天清晨，包装组工人高兴贵发现“100号”失窃。木箱被搬到地上，铁线断裂，箱盖撬开，稻壳和包装纸散落一地。组长郭家惠赶到现场，看到空箱后，半天没有说出话。
公安很快赶到，现场留下的线索显示，作案者熟悉厂区，使用过羊角锤，穿着三十九至四十码的钉胶掌棉鞋。线索本来指向内部人员，却也让许多人陷入无休止的猜疑。
关庆昌很快掌握了侦查情况。他让妻子连夜换掉棉鞋鞋底，又把羊角锤丢进污水沟。随后，他主动要求扩大排查，逢人便说：“厂里情况复杂，谁都不能漏查。”
这种表现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让他获得了“积极可靠”的评价。关于案发当晚，他交代自己去浴室、到舞厅、和工友回家，每个环节都有人能够作证。保卫部门甚至认为，他“没有作案条件”。
真正承受灾难的，却是郭家惠、高兴贵、贾清吉和厂长李榆。郭家惠因为负责包装组，被指为监守自盗；高兴贵因为第一个发现案情，被说成“贼喊捉贼”。
贾清吉曾是厂里的护厂骨干，熟悉金银库，也常因提醒安全问题得罪人。案发后，他被怀疑借机报复领导，先后遭到审查、关押和调离。面对质问，他反复说：“我没有偷。”
李榆同样被卷入怀疑。有人借题发挥，要求厂长交代问题，甚至把毫无根据的传言当成线索。李榆被关进没有窗户的屋子，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来，他曾冲出房间，哭喊着要“回到前线”。
更荒唐的是，关庆昌还常去看望李榆，逢年过节送些东西。李榆的家属生病时，别人不愿帮忙，关庆昌却前前后后操持，因此被当作难得的好人。
他把伪善经营成了习惯。劳动时抢在前面，生活中处处谦让，批评别人时谨慎温和，谁家孩子发生争执，他总先责打自己的孩子，再向对方赔礼。
然而，金砖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十九年里，他先后把金砖藏在柜子、院子、米缸和床下。家人知道秘密后彼此提防，父亲偶然发现黄金，受到惊吓后去世。关庆昌见到公安便冒冷汗，和同事吃饭不敢饮酒，出差时也害怕自己说梦话。
1979年，他开始设法把金砖熔化。后来借助厂内条件，将其中一块制成金条，又砍下一段四斤重的部分。1980年金银收购价格提高后，他终于决定冒险出手。
4月5日上午，黄淑珍带着四斤金条来到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关庆昌尾随其后，在远处观察。黄淑珍用假名字办理存折，金条经过鉴定时，工业黄金的高纯度暴露了来源。
几个小时后，关庆昌在615厂会议室被捕。被压抑了十九年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曾经遭受诬陷的人，也等到了迟来的清白。关庆昌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出狱后曾在沈阳街头靠卖冰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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