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底，北京，党的十六大会议期间，刘锡荣利用会议间隙，专程去看望谭启龙。那时的谭启龙已是高龄老人，身体虽不如从前，记忆却依然清楚。谈话从往事开始，慢慢落到了刘锡荣正在从事的纪检工作上。
这次见面之所以格外重要，不只因为两人是长辈与晚辈，更因为谭启龙和刘锡荣的父亲刘英，有过一段生死相交的革命经历。几十年过去，许多战火中的细节，仍像一条线，把两个家庭紧紧牵在一起。
1938年，谭启龙在南昌第一次见到刘英。当时，南方各地坚持游击斗争的负责人难得聚首，大家既要汇报工作，也要交换敌后斗争的情况。谭启龙注意到，刘英身材高挑，面容清瘦，右手却有明显残疾。
这处伤，是刘英在突围作战中留下的。右手受伤后，他没有停下工作，而是改用左手练习写字。对谭启龙来说，这个细节比任何介绍都更能说明刘英的性格：身体受损，意志不退；环境险恶，职责不改。
那次相聚临近春节。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黄道邀请大家留在南昌过年，谭启龙、刘英、涂正坤、陈丕显等人还一起拍了合影。那是谭启龙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他与刘英留下的唯一合影，后来成为记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历史资料。
短暂相逢之后，两人很快又投入各自的工作。谭启龙留在东南分局担任巡视员，刘英返回浙江。1939年，谭启龙与严永洁结婚。次年，严永洁生产后身体出现不适，红汞过敏使她夜间难以入睡，生活处境十分艰难。
消息传到刘英那里，他和妻子丁魁梅冒险前去探望。那不是普通的探亲，而是在形势紧张、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他们带去了纱布、药品和营养品。刘英对严永洁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讲，我会尽力想办法。”
一句话不长，却让谭启龙夫妇记了很多年。因为刘英当时肩上的任务极重，省委机关的物资也十分有限，能拿出这些东西并亲自赶来，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皖南事变后，浙东、闽浙赣一带的斗争更加复杂。刘英受命负责闽浙赣三省工作，谭启龙则奉命在上海建立联络站。两人不能经常见面，却通过组织渠道保持联系，彼此掌握工作进展。
1942年2月，刘英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后，谭启龙立即向华中局和粟裕报告。刘英被捕期间，组织安排丁魁梅到上海避险，她在那里生下了儿子刘锡荣。
5月18日，刘英在浙江永康方岩英勇牺牲。此时，刘锡荣尚未满月。为了避免孩子受到牵连，丁魁梅把儿子送回浙江老家，由外婆照看。她当时并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仍想着尽快回到前线参加斗争。
同年6月，谭启龙奉命前往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8日，浙东区党委成立，他担任书记。丁魁梅也参加了机关工作，负责与温州、台州等地联系。战争年代，个人悲痛往往只能暂时压在心底，组织任务始终排在前面。
1945年冬，为保护刘锡荣姐弟，也为了让丁魁梅了解真相，组织才把刘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并将两个孩子和外婆接到淮安。从那以后，刘锡荣跟随部队辗转南北，在革命队伍中长大。
1958年，丁魁梅调回浙江。谭启龙夫妇也在浙江工作，两家人逢年过节常常来往。谭家请他们吃饭，看演出，丁魁梅则让孩子带些家乡土产登门。这样的交往，没有客套的距离，更像失去亲人的两个家庭彼此照应。
后来，丁魁梅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谭启龙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期间，还考虑到她身边缺少子女照料，设法将已在安吉工作的刘锡荣调到浙江省农委。母子多年分离，终于重新团聚。
1986年4月，丁魁梅病逝。1992年，谭启龙夫妇回浙江参加纪念浙东抗战活动，专程到永康方岩祭扫刘英陵墓。丁魁梅的骨灰后来也安放在那里，两位相隔多年的夫妻，终于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相伴。
2002年5月18日，刘英牺牲六十周年，谭启龙撰写《革命的友情》，追忆两人的交往。到了年底，刘锡荣在北京拜访谭启龙，老人谈起纪检岗位，语气格外郑重：“要在纪检岗位上作出成绩，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谭启龙还提醒他，刘英牺牲两天后，刘锡荣才出生，是遗腹子，如今已年过六十，要注意劳逸结合。刘锡荣听着这些话，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教诲。那次谈话后来成了两人的永别。谭启龙去世后，刘锡荣来到灵前，深深鞠躬，说道：“安息吧，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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