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天皇为何不惜一切想投降？看裕仁当时怎么说？|国民|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明治天皇|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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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裕仁在《独白录》中称：

在1944年盟军的反攻中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就已进入绝望的境地。8月19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御前会议)上通过《世界形势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小矶内阁强调鉴于国内不少人缺乏在事关兴亡的关头为天皇献身的精神，匡救局势，要全力加强“彻底维持国体精神，激励敌忾之心，振奋斗魂的国内指导”。

这时日本政府置国民生命于不顾，只为挽救国体——天皇制及明治宪政体制而战。

1944年12月11日在政府及大政翼赞会的组织下，全体日本国民向伊势神宫方向进行“必胜祈祷”，而实际上这时日本败局已定。随着侵略战争不断失败，是否接受联合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以什么条件结束战争成为日本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

日本战争机器在1944年底开始走向崩溃，本土决战开始成为主要作战方案。1944年11月底在乡军人639万人中，可招集者469万人，足以编制参谋本部规定的用于本土决战的40个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及附属部队的人数，但在联合国的空前打击下，日本军事力量急剧衰退，仅1945年前5个月盟军打击和空袭就使日本重工业能力丧失40%，石油工业丧失60%，被炸地区工厂开工率仅20%~60%。

在盟军潜艇打击下每月被击沉或重创的船舰从1943年月均15.78万吨至1945年月均32.69万吨，残存的5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均因缺乏燃料而停泊在军港成为盟军攻击的靶子。日本海空军主力丧失殆尽，作战能力陷于瘫痪，仅剩以特攻艇及特攻战机(用飞机当作炸弹身体进攻)为主的敢死队了。

1945年(昭和二十年)1月6日，木户表示“天皇(对战局)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近卫称“到那时不仅是退位，要进仁和寺或大觉寺供养战死将士英灵”。2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决战非常措施纲要》，确定“本土决战”方针，国内加强疏散(自1943年9月日内阁就决定向地方疏散)体制，称“大东亚诸邦，除满洲国外，随战争发展及敌方策反而逐步采取非合作态度，甚至变为敌视态度”，即认识到自己拼凑的“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崩溃。

对此裕仁说“梅津(参谋总长)称只要美国没有放弃抹杀皇室论，就应彻底抗战，自己也对美持有疑问”。决策层主张彻底抗战者多以维持国体为前提。东条强调与德国相比，日本被炸程度尚属初步，国力也有彻底抗战余地。

4月5日重臣会议经过3小时激烈争论决定推荐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任总理，7日以战舰“大和”(6.4万吨)为首的海上特攻队在九州西南海域被美军歼灭，此时美军在冲绳登陆，并加强对日本本土的空中打击。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日日本盟友纳粹德国灭亡。

到这时日本“自卫自存”战争目的已从保卫侵华“成果”变为护持国体。25日美军对东京的空袭使皇宫、皇太后的大宫御所、皇太子的东宫御所及多个皇室成员御所被毁，战争已开始危及天皇及皇室的生命。天皇也由“一战和平论”(通过打一胜仗争取有利的和平条件)变为早期和平论。

6月21日，美军占领冲绳全岛，7万多守军“玉碎”(阵亡)，日本本土失去最终屏障。6月6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确定《今后应采取之战争指导基本大纲》，称“帝国真正处于存亡歧路”，要“以七生尽忠信念为源泉，利用地利人和，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护持国体、保卫皇土、以期完成圣战目的”。8日御前会议后，内大臣木户起草《收拾时局对策试案》，承认败局已定，建议：

6月18日，木户起草的《和平交涉策试案》获得了包括强硬派的同意：

22日天皇召集有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下达“御言叶”(口头指令)，“关于战争之终结望不要拘泥于以往观念，迅速具体研究，并努力使之实现”。木户案获御前会议批准，但没有立刻实施。7月12日，在宫中催促下，日本政府决定派近卫访苏请求斡旋，但没有得到苏联同意。

7月26日，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公布，明确强调把军国主义驱逐出世界，永远清除欺骗日本国民发动征服世界之举的权力者及势力;必将履行开罗宣言，限制日本主权于本州等四岛，粉碎日本战争机器，彻底解除日军武装，严厉惩罚战犯，对日实施保障占领，直到使日本建立能使国民自由表达意思、有和平倾向的负责任的政府为止等原则，而没有明确天皇制的去留。29日，总理铃木声明“默杀波茨坦公告”。8月6日、9日美军对广岛、长崎进行原子弹攻击，9日，苏军对日参战。

8月9日御前会议上，总理铃木介绍同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的投降条件是：

外相方案是“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会议认为第1项(国体)为当然要求，其他各项则有分歧。外相认为现在内阁结论是事态已经到了被迫接受的地步，2~4项并非绝对要件。而保存皇室为绝对条件，为将来民族发展之基础。海相米内完全同意。陆相阿南则完全反对，理由是开罗宣言完全抹杀“伪满洲国”，使“我”失去道义国家之生命。一亿毙命也应使大义存，应继续战争，“我”有继续战争之信心。参谋总长杉山元完全同意陆相意见。枢相平沼(枢密院议长)问继续战争有否把握后，同意外长案，维持国体。军令总长“基本同意陆相、总长意见，虽无胜算也能给敌相当打击”。政府和军部决策者僵持不下，两次请求裕仁“圣裁”，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点以后，战和双方继续对立。

“首相：长时间讨论仍没一致，只能请求圣断。天皇：采用外相案。理由：对军事优势之英美军无胜算。让朕之肱股军人交出武器，朕之臣作为战争责任者成为被告实在难忍，但想到明治天皇接受三国干涉之决断，只能忍难忍之忍，救人民于破局，为世界人类幸福下决心。”

这段讨论突出如何保住国体，即天皇制的问题。而天皇“救人民及为人类幸福”的说法就显得十分滑稽，当年发动侵略战争时天皇没有考虑过这些。更有趣的是此时天皇设想了“朕之臣成为被告”，而回避了自己的战争责任。

9日晚至10日凌晨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又提出保护国体条件。

13日，在接到中美英三国“日本未来国体应由日本人民决定”的答复后，军部首脑(军令部长、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等)与政府之间仍不能达成最后一致。14日，凌晨美军空投传单，告知日本国民，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此时裕仁认为如果传单被军队得到，肯定会发生政变，必须迅速做出决定。上午10时半在宫中由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此前，裕仁召集本土决战派陆海军元帅永野修身(海军)、杉山元(参谋总长)、畑俊六(陆军大臣)等三人，裕仁表示如果现在不接受宣言，等于自己变卦，这将失去国际信用。

“现在终止战争国家还有恢复能力。请反对者也同意我的意见，想到忠良的军队解除武装，成为战争责任者受到处罚，我也于情不忍，但为了国家而不得已。”“如果需要我向国民呼吁，任何时候都准备站到麦克风前”，“如果陆海军控制有困难，自己随时准备去说服他们”。

天皇的“终战决心”与当年开战时“担心阻止战争会发生内乱”形成对照。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裕仁第二次“圣裁”，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14日晚9时许，裕仁签署投降诏书，15日中午天皇裕仁发表“玉音放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正式宣布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投降决策体现了天皇在明治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在明治宪法的军政寡头合议体制下，如果没有天皇的裁决，战争只能继续下去。所有国家机构都是围绕天皇及天皇制而建立和运作的，所有战争决策都是以天皇名义做出的，包括整个战争机器也都是为天皇制国家开动的，发动战争是为了天皇，结束战争还是为了天皇，14日御前会议最终决定投降。

同日下午大本营向全军发布“在没有进一步命令之前，停止对美英苏华进攻作战”的命令，15日晨，日本通过瑞士政府通知联合国接受波茨坦公告。

从决策过程看，天皇及宫中主导了整个投降决策，只有天皇及其亲信木户等才可能明确提出接受屈辱的无条件投降。在决策层，政府与军部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保住“国体”--天皇及天皇制问题意见一致，“国体护持”是投降的前提。

以往御前会议在对华侵略政策上高度一致，程序上按部就班，会议就只是某种法律程序。但在投降决策中面对明治体制的空前危机，盟国没有明确国体的未来命运，使日政府及军部不安。军政寡头合议体制陷于混乱，难以达成共识，决策集团的对立使之无法正常运作，军政寡头们宁愿以“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来显示对天皇的忠诚，也不愿背“国贼”的黑锅。

以军政寡头合议制为基础，整个国家决策体制出现了战和势力两分的僵持局面，支撑该体制的外部结构也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分裂局面，民众、舆论、政党在战败危机中处于决策机制之外，听命于天皇“圣断”。国家元首、皇军最高统帅、宗教领袖的天皇自明治维新以来再次被推到决策顶点，他是驾驭军政寡头合议体制的唯一统合者和最终决策者。天皇决策成为解决国家及政治体制危机的最终决策，天皇裕仁接受投降的“圣断”也体现了天皇在国家政治和战争决策的核心作用和宪法中的绝对地位。

这时御前会议从名义决策机构变为实质决策机构。这种情况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才会发生，明治宪政体制建立以来，处理危机的御前会议虽有过多次，但危机都没有这样深刻，因为这次决策将意味着明治宪政体制本身的瓦解。

“皇国、皇军、皇民”这些称谓都是天皇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性质的具体体现。只有天皇有权命令日军发动或终止战争。有些人强调昭和天皇同意军部的战争要求是因为天皇担心“不同意军部的要求可能引起国内混乱”，天皇的命令不过是一种形式等等。

但是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只有天皇履行这个法律形式或法律程序一发布命令才能使日军的所有战争行动合法化，天皇宣战的法定形式和具体程序在明治宪政体制中具有绝对重要的法律意义。

更何况受降之争中，天皇决策投降时却没有担心“国内混乱”。与日本多数学者看法不同的是，外国研究者则大多认为天皇(明治天皇睦仁，昭和天皇裕仁)对日本不断进行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政治及道义责任。

日本投降、盟国对日占领与改革是明治宪政体制彻底解体的过程。美国为首的盟军为顺利实现占领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权威，日本政府也利用美国担心日本人反抗的心理，在配合美占领当局的同时，以全力保留天皇制国体(天皇君临总揽统治权)作为重点，力争原体制受到最小限度的冲击。

8月10日，东条英机以重臣身份上奏天皇，把保护天皇对军队统治权作为维护国体的核心，把国体比喻为海螺，认为“陆军是海螺的壳儿，失去壳儿，海螺就会死”。

同日总理东久迩发表讲话，把战败、投降称为“终战”，强调终战是靠“国体”，即靠天皇，把维护国体作为核心任务。17日，裕仁颁布《终战之际给陆海军军人敕语》：

25日，裕仁颁布《复员之际给陆海军军人之敕语》：

同日国务大臣绪方竹虎在广播讲话中要求“承诏必谨”，应“一亿总忏悔”(当时日本人口约7500万)，以防止涉及国家及天皇的战争责任。26日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成立，28日美军先遣队到达日本，同日总理东久迩宫再次强调护持国体，一亿总忏悔。8月15日中午，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录音讲话在全日本播放。

在被软禁的白人看来，其讲话方式“很像日本古典艺术‘能’的演员，单调乏味，而倾听的民众也像演伎一样，内心感情以最小限度的动作来表现，广播一结束，能听到人们压抑的哭泣声，人们回到家里，把自己藏起来。使人吃惊的是本土的7500万日本人曾准备不投降，决战死，但此时又与天皇一起180度地转弯，第二天日本人就对白人露出灿烂的笑容而打招呼”。

据统计记载在700万军人中，因战败而自杀的不到600人，军队有527人，其中陆军394人，海军126人，护士3人，还有4人单位不明；还有属于超国家主义极端分子39人自杀，都是在8月28日美军登陆之前实施的，即自杀者不到总数的万分之一，不像一些人描述得那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