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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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近日一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过去常被忽略的问题。一片森林没有被砍伐，公路和建筑也没有增加，但如果进入森林的人突然多了，动物的活动会不会随之改变？
在这个研究中，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及保护生物学研究所等机构的80多名研究人员，汇集了美国4581只野生动物的全球定位系统跟踪数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些动物属于37个物种（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研究人员又把动物的移动轨迹与社区尺度的人类移动数据放在一起分析，观察人类实际出现的程度与动物空间利用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人类存在对许多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和生态位都有影响。在研究涉及的物种中，57%同时受到人类存在和景观改造的影响。而且，两种影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同样程度的人类活动，发生在高度开发地区和相对完整的自然环境中，动物的反应可能并不一样。
图源：Science官网
人类活动本身成为一个变量
过去研究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关注点往往落在土地利用变化上。城市扩张、农业开发、道路建设和能源设施会改变植被、地形和栖息地连通性，这些变化能够从地图和遥感影像中直接看到。
不过，人的移动却很难从这样的地图上体现出来。一座国家公园可能几十年没有发生明显的土地利用变化，但周末游客数量增加，某条步道突然变得拥挤，或者旅游旺季持续数月，……如此种种境况下，动物面对的环境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
这项研究把“人类存在”单独提取出来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利用匿名手机移动数据估算不同地区的人类活动强度，再与动物的GPS定位数据进行匹配。这样一来，研究对象就从“哪里有人类开发”进一步细化到了“什么时候有人、那里有多少人”。
2019年~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给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比较窗口。疫情暴发后，美国不同地区的人类出行活动出现明显变化，动物所处的景观本身却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同等程度的改变。
研究人员因此可以观察，在土地条件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人类活动量发生变化，动物的空间利用是否也会变化。
（图文无关）一群麋鹿。©丁玉华 摄
不同动物的反应差别很大
灰狼（Canis lupus）的活动范围在人类存在增加时扩大。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与回避人类有关。对灰狼来说，扩大活动区域可能意味着需要覆盖更大的空间，才能避开人类活动频繁的地点。
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人类存在增加，它利用的环境范围出现收缩。这个结果跟前面讲的灰狼扩大活动范围的表现形成了明显差异。
郊狼（Canis latrans）和渡鸦（Corvus corax）的反应也不一样，据该研究估算，在人类活动增加的情况下，郊狼每个个体每周使用的空间平均减少约11.3平方公里，而渡鸦的使用空间平均增加约26平方公里。
这些差异与物种的生活习性、人类容忍度以及从人类环境中获得资源的能力有关。对于一些动物，人意味着干扰和风险；对于另一些动物，人类活动区域也可能提供食物等资源。因此只用“回避人类”解释野生动物的行为变化，恐怕很难适用于所有物种。
该研究还发现，景观改造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部分物种在人类存在增加后减少空间利用，而这种变化在景观改造程度较低的地方更加明显。已经长期生活在人类改造环境中的动物，可能对人的出现更加适应；生活在相对完整栖息地中的动物，则可能对突然增加的人类活动更加敏感。
同一只动物也会改变行为
研究人员进一步观察了一部分连续两年被追踪的个体，涉及1251只动物、13个物种和19453个“个体-周”数据配对。结果表明，同一个体在不同人类活动水平下，也会调整自己的空间利用方式。这说明观察到的差异还不能简单的归因于“人多的地方生活着另一批动物”。至少在部分物种中，动物自身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调整行为。
这对于理解疫情期间所谓的“人类停顿期”也有意义。2020年前后，由于疫情的缘故，大量人类活动突然减少，全球许多生物记录研究项目都观察到了动物活动和空间利用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那段特殊时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动物究竟是在响应土地环境，还是在响应人本身？这项研究提供了更细的答案。人类活动量可以在较短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而动物的空间行为也能够随之调整。
自然保护区里的“人”也需要测量
该研究结果对保护区管理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当一块区域的森林、湿地或草原保持完整时，是否就意味着动物受到的干扰没有增加呢？
未必。
旅游、徒步、车辆和其他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化。对一些敏感物种来说，周末与工作日、旅游旺季与淡季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干扰水平。
这并不是说减少游客就一定能够改善所有物种的状况。该研究测量的是动物活动范围和生态位的变化，并没有证明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繁殖率下降、死亡率上升或种群数量减少。某些动物缩小活动范围可能意味着回避干扰，也可能意味着它们找到了更集中的资源；扩大活动范围同样不能直接等同于负面影响。
这个研究的另一个限制是，GPS跟踪主要适用于能够佩戴设备的中大型鸟类和哺乳动物，因此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所有野生动物。
但从研究方法上看，一个容易重要的变量是，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以及出现的强度。因为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栖息地是一张地图，人类活动却是一张会不断变化的时间表。把这两个维度放在一起，才能更接近动物每天实际面对的环境。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原文：
Ruth Y. Oliver et al. Interacting effects of human presence and landscape modification on birds and mammals. Science, 2026, 392(6800): 879. DOI: 10.1126/science.adq3396
人类存在
人类存在（human presence）是这项研究最主要的概念，指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尺度上实际出现的人类活动强度，与“城市化程度”、“土地开发程度”有所区别。比如一片国家公园的森林没有发生土地利用变化，但周末游客大量进入，这里的“人类存在”就增加了。
行为可塑性
行为可塑性（behavioral plasticity）指同一个动物能够根据环境条件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这项研究中，同一个体在人类活动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改变活动范围，就是行为可塑性的一个表现。这个概念比简单说“动物适应人类”更严谨，因为短期行为调整并不等于已经发生了遗传意义上的适应。
景观改造
景观改造（landscape modification）指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和景观结构变化，例如城市、道路、农业用地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它属于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空间变量，与随时间变化的“人类存在”形成对照。此次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这两个因素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
思考题·拓展思维
Q1、狼在人类面前扩大活动范围，白尾鹿在人类面前收缩生态位——同一个“人类存在”，对不同物种竟是完全相反的意义，那么，还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吗？
Q2、如果人类的存在本身比道路和城市更能影响某些动物的行为，那么，是否现在保护界的通用做法，高估了“栖息地修复”的作用、而低估了“人类在场”这一更根本的干扰？
Q3、动物因为人类的存在而改变行为时，这种改变究竟是它们在“适应”人类世界呢，还是它们在“承受”生存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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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Ruth Y. Oliver et al.
文 | 朱潇潇
审核+思考题部分 | 海潮君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9月
海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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