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周明、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四名打字员，正面对着一摞密不透风的卷宗。纸张不能带走，内容不能抄全，甚至连多看几眼都可能引来怀疑。她们能做的，只有把关键内容记在脑中，再设法传出去。
这份工作看似普通，实则步步惊险。稽查处经手的公文，往往牵涉军政布置、人员审查和物资流向。四名女子每天敲打字机，表面上只是完成差事，暗地里却要从成千上万的字句中，筛出真正有价值的消息。
她们的进入，并不是偶然。
1946年，上海地下情报人员陈来生奉命寻找合适人选，设法把同志安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一次接触中，他注意到“四如春”点心房老板娘的小姨。对方原本在司令部担任打字员，因工作枯燥、薪水微薄，正准备离开。
陈来生很快找到了替代人选，以“妹妹熟悉打字”为由进行介绍。经过担保和审查，周明进入稽查处。此后，每当有打字员离职，她便推荐可靠同志补缺。时间一长，原来的四人岗位，逐渐被周明、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接替。
她们并非只靠胆量。工作中，四人有意表现得勤快谨慎，清扫、整理、抄写等杂事都主动承担。赵幼芷还利用与处内人员的接触，取得了部分人的信任。其余几人则在忙碌之间观察文件流转，记住人名、地点和日期。
有些材料不能直接带出，她们便故意留下错字，借机保留稿纸；有些内容无法保存，就分段记忆，回到住处后再相互核对。纸片被撕碎，记忆却不能出错。一次差错，可能牵连整个联络关系。
1948年秋，稽查处突然加强戒备，大门关闭，巡逻增多，内部气氛明显紧张。四人判断，新的重大行动很可能正在酝酿，却找不到接近核心文件的机会。
转机出现在一个名叫黄湘先的特务身上。连续两天，他几乎没有合眼，头发凌乱，眼圈发黑。周明见状便笑着问：“黄大哥，什么事情忙成这样？要不要我们帮你抄一部分？”
黄湘先起初十分犹豫。密件不能外传，这是稽查处的规矩。可他手头任务紧，自己又已疲惫不堪，面对几名平日里勤快听话的打字员，戒心渐渐松动。他没有交出军事文件，而是让她们抄写一份关于“大华公司”的卷宗。
正是这份卷宗，让四人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大华公司承担华东野战军部分物资供应，外界知情极少，国民党方面却已经掌握其情况，并准备进行查处。如此隐蔽的关系被准确摸清，说明解放区内部很可能出现了严重叛变。
周明等人一边抄写，一边留意人名和时间。很快，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金柯。卷宗写明，他早在1947年被捕，随后投敌，并成为军统保密局无锡站站长。
金柯原是苏中地区干部，文化程度较高，曾在管文蔚领导下工作。1947年初，他奉命前往苏南、浙东一带开展工作，后因关系暴露在上海被捕。被捕后，他供出了部分组织情况，后来又替敌方做情报工作。
更危险的是，金柯并未停留在敌占区。他被安排重新返回解放区，准备凭借原有身份接近我方干部。国民党方面认为，像他这样熟悉内部情况的人，既能传递消息，也可能直接制造袭击。
这份材料当天便通过陈来生送出。金柯尚未抵达粟裕身边，他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掌握。所谓“掌握军情、前来汇报”，实际上是一个经过设计的接近借口。
1948年10月底，金柯乘小船抵达江都县，身后带着十几名携枪人员。他自称苏北解放区第十地委书记，要求面见粟裕，声称有重要军情报告。
院门刚关上，警卫便举枪将他控制。金柯仍强作镇定，大声说道：“军情耽误不得，快带我去见粟首长！”
警卫没有回答，只将卷宗摆到他面前。里面的姓名、被捕时间和任职情况，一项不差。金柯这才明白，自己苦心经营的身份，早已被上海地下情报人员拆穿。
有意思的是，揭开这层伪装的，并不是审讯高手，也不是战场上的侦察兵，而是四名长期伏在打字机旁的年轻女子。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只有反复核对、谨慎记忆，以及在敌人眼皮底下保持镇定的耐性。
粟裕因此没有落入圈套。金柯被捕后受到审查，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被依法处决。那四名打字员和陈来生，也在任务完成后撤离上海，结束了这段隐蔽而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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